专家：重要的经济改革都和朱镕基总理有关

解说：经过1991年股市的暴涨，买股票已经成为尽人皆知的发财之路，加上当时流行的另外两种热，房地产热和开发区热，银行里开始出现越来越多借贷当本钱去参与这些疯狂游戏的人们。

殷剑锋：1994年之前当时的经济和金融秩序是非常混乱的，经济秩序表现在通货膨胀，背后有地方政府的投资，有超贷，金融秩序混乱就是地方政府对金融机构影响很大，地方政府还可以随意设金融机构，各地设所谓的信托公司，去套银行贷款，套了银行贷款去搞投资搞项目，钱从货币市场通过拆借，套现出来拿去炒房地产炒股票，因为那个时候各地政府自己可以设交易所。

解说：1993年的地方官员，忽然发现有更好的办法弄到钱，去银行拿，想拿多少就拿多少，因为每个城市银行里面的官员都是他们任命的。银行里的钱滚滚而出，再加上当时大城市的生活物价指数涨了17%，而原材料价格上升了40%，自从1988年以来，人们再次萌发了抢购商品的冲动。1993年6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65岁的朱镕基开始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主管金融工作，他对金融体制一系列快狠准的改革，让他日后被媒体称为“经济沙皇”。

殷剑锋：在我印象中，比较重要的改革都跟朱总理有关。

解说：上任仅一个月，朱镕基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身份在北京召开全国银行行长会议，命令他们在四十天内收回计划外的全部贷款和拆借资金，否则就将严惩不贷。

殷剑锋：1994年做的金融体制改革，在我看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上收权力，就是地方政府不能够再去控制这些大的国有银行的分支机构，更不能够让你随意地控制中央银行在当地的分支机构，所以整个1994年的财政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一个基本的特点就是收权。

杨再平：从中央银行到商业银行，可以说是去行政化的一个过程，一个改革。

殷剑锋：一个是分税制，分税制对金融业有非常大的影响，1994年之前政府部门的收入结构是地方拿大头，中央拿小头，地方政府有钱，中央政府没钱，94年分税制的改革一个基本的格局就是地方政府的钱上收中央，中央拿大头，地方拿小钱，地方政府的支出责任没变，收入没了，所以依靠中央政府拨钱，这个时候中央的这种分配财政资金的能力的权威在那个时候就确立了。

解说：自90年代中期起中国人民银行的权威逐步树立，央行在中国设置9个大区行，作为央行的分行，从而减少地方对央行工作的干预，国内金融秩序很快有所好转，而当时的朱镕基面对的真正挑战是国企改革带来的巨大失业潮。

歌曲《从头到来》：昨天所有的荣誉，已变成遥远的回忆，辛辛苦苦已度过半生，今夜重又走进风雨。

解说：上个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改制的快速推进，使一大批在国有体制内工作了大半辈子的人突然失去了饭碗，国有企业3000万下岗职工，成为中国经济转型和改革进程中的伤痛一页。

赵庆明：尤其贷款主要是发工资的，这个企业可能破产了，但是因为要维护这些职工，要让职工吃饭，要让社会相对的稳定，所以政府说哪家银行你要给哪个企业贷款，这显然不是按照市场规则，并且在发放贷款的时候银行业没有想到它要收回来。

杨再平：本来这个企业不行的，政府为了维护稳定，叫做饺子贷款，到年终你要给员工要有饺子吃，叫做慰问，送温暖工程等等都要有贷款，当时还搞什么封闭贷款，本来这个企业不行了，说它某一个产品还可以，针对这个产品贷款，要保住它。

解说：回收率几乎为零的国有企业补贴贷款，加上九十年代初以来银行积聚的大量不良贷款，中国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率不断攀升，上世纪末，中国的银行业走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边缘。

杨再平：最早是1997年11月份，美国的商业周刊发表了一篇（文章），第一篇中国的国有银行技术上已经死亡。英国的经济学家发表了“红色警报”封面文章，配的是我们的消防战时，提着红色的消防桶，从天安门走过的那个镜头，就是红色警报，就是中国的银行业已经岌岌可危，马上就要爆发危机了。接着一篇文章认为中国银行业按照西方的标准，技术上按照他们猜想叫做已经死亡了三次。

赵庆明：当时我们官方披露出来的不良率也是比较高的百分之二十几，西方的一些研究机构，通过他们自身的研究和观察，得出了你贷款的不良率超过50%。

杨再平：我1996年到人民银行工作，当时给人民银行的工作人员，一个铁的纪律，就是不允许把我们有多少不良率对老外说，就是老外怎么猜就怎么猜，但是人民银行的人不允许对外说不良率究竟是多少。

解说：1998年春节刚过，海南发展银行已经资不抵债的传闻，迅速引起恐慌性取款潮，现金以每天超过1亿的速度外流，仍无法化解危机，六个月后，海南发展银行宣布破产倒闭，所有债务由工商银行接管，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第一家被关闭的商业银行。

杨再平：当时互联网刚刚有，短信好像还不是很发达，散布一个消息，银行业马上出现挤兑，比如说沈阳，沈阳有人散布说招商银行沈阳分行的某行长携款外逃然后就挤兑，郑州说交通银行说怎么不行，大家挤兑，农业银行在挤兑的旁边拉一个横幅，就说农业银行是国家的银行，欢迎大家去农业银行去存款。

陶冬：那段时间我真觉得中国的银行差不多都该倒闭了。

解说：1997年，一场关乎中国银行业命运的改革再次拉开帷幕。

杨再平：剥离不良，因为你不良不剥离的话跟历史纠缠在一起，新的银行的经营管理者有理式旧账，那就很难纠葛得清，所以必须要把它剥离出来。

乔红（摩根斯坦利亚洲区首席经济学家）：我们需要银行继续恢复它的这种融资和提供金融中介的能力，所以我们必须要跨出这一步。

杨再平：我们的银行风险在于就是政企不分，政营不分。

解说：不良资产也就是国有银行收不回来的哪些贷款，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之后披露的报告显示，2002年之前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成因其中30%为政府干预，另外30%为支援国企改革，10%为产业结构调整，另外10%为司法不公，还有20%因为银行内部经营不善，也就是说，有超过60%的不良资产是源自于政府的指令。

刘遵义：以前的就不管了，就是认了，重新开始，开始的话有一套新的办法，贷款新的办法。

解说：剥除不良资产的方式，就是国有银行把追不回来的贷款作为资产，转让给专门负责追讨贷款和拍卖烂尾项目的资产管理公司，同而减少不良资产在银行资产中的比例，也就是不良资产率，1999年东方、长城、华融和信达，四家资产管理公司成立，接收了四大行高达1.4万亿的不良资产，到2009年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共回收了3000亿资产，回收率仅为20%。与此同时，一套新的贷款管理办法开始实施，从1998年1月1日起央行宣布取消通过指令性计划，直接控制商业银行的贷款及投放的管理方法，银行可以根据需要自主决定贷款对象。

杨再平：从1998年开始的贷款尤其是国有银行的贷款，你自主决定给谁贷款，贷多少，而不是说像以前一样都是指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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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然而由于之前的不良资产包袱太重，即使剥离了高达1.4万亿的不良资产，几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率仍然超过20%，也就是说几大国有商业银行仍然时刻处在破产的边缘。

温家宝（国务院总理）：这次（银行业）改革对于我们来讲，叫做背水一战，只能成功不能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