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重要的经济改革都和朱镕基总理有关

殷剑锋：比方说建设银行主要是做财政部大型的项目，农业银行就做农村，公行是工商企业，中国银行主要做外汇。

杨再平：基本上各自一个领域，互不竞争，1987年开始设想应该有交叉，相互之间应该有竞争。所以交通银行就成立了，然后逐步完了以后其他股份制商业银行就逐步建立，像现在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就逐步产生。

解说：中国的交通银行历史可以追溯到光绪34年，主要负责轮船、铁路建设费用的筹集和管理，在1958年就被并入了中国人民银行但1986年7月24日，作为金融改革的试点，交通银行以国有股份制的形式被重新组建，1987年4月1日交通银行正式营业，成为中国第一家全国性的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总行设在上海江西中路200号。这是解放前上海滩赫赫有名的股份制银行金城银行大楼原址。

赵庆明：你像新建是中信银行，包括后来光大银行，然后其他的一些，稍微要晚一些，像浦发银行，是浦东开发之后才逐渐的设立，然后还有像招商银行等等的，大约应该是在80年代中期，最晚的是民生银行，应该是在90年代中期的时候。

解说：1987年4月8日招商银行中国第一家完全由企业法人持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在深圳成立，从此以一个企业的角色定位于市场，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它有着明晰的产权和股权分配，董事会是最高决策机构，完全是以企业的方式按照市场准则来运作。九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市场经济曾与计划经济并行了一段时间。

刘遵义（宏观经济学家）：所谓这个双轨制，就是说它给大家的自由度是怎么样，比如说我要生产五万吨钢，我做好了，我剩下来我有时间我有资源，我可以做其他的事，但是五万吨钢是肯定要交的。我做其他的事我需要融资。

解说：银行的贷款功能逐渐被启动，计划以外的经济价值开始被创造出来。

刘遵义：比如说我要多买一些铁矿砂，但是也需要生产铁矿的人，他也把他们的计划里面的指标，他们要先做好，他们才有多余的能力再来卖给我，所以起初我借了钱，也不一定买到铁矿砂，这个就是有一个过程，慢慢就是说他们有新的铁矿砂，他们计划已经做好了，完成计划了，那个铁矿砂就在市场上卖了，我就有钱我就可以买，买了之后我可以多生产一万吨的钢，这个我有钱赚，是这样出来的。

殷剑锋：那么多分散的经济主体，有了利润、有了收入、有了存款，到那个时候利率才开始对经济产生影响，尤其是体现在我刚才说的1988年价格闯关那个时候。

解说：就在许海峰为中国击落第一面奥运金牌的这一年，一场前所未有的全民经商长跑也打响了第一枪，改革的步伐从农村踏入城市，随着计划外产品的比重逐年上升，对国家指令性冲击日盛，使许多计划指标落空，为了保护国有企业利益，“价格双轨制”政策在1985年初正式启动，允许同一种产品在计划内与计划外合法的拥有两种不同的定价，但出人意料的是这场旨在推动市场发育的价格改革，很快演变成了一场疯狂的游戏。

杨继绳（原新华社高级记者）：在天津一个招待所，当时没有宾馆住招待所，招待所有个人拿了个钢材条子，1000吨条子是800块钱一吨，他马上卖给另外一个人1000块钱一吨，他没出房门就一千吨就赚了多少钱了，一吨赚了两百块钱，这个人没卖钢材，又1200卖给另一个人，所以老百姓传得很多叫“倒爷”。

解说：“倒爷”中有一部分特殊的人，被称为“官倒”他们背靠权力，掌握资源，通过“走后门”“批条子”按照官价拿到商品，再按高出其两三倍甚至更多的市场价出售赚取差价，到了1988年中价格双轨制几乎已经成了经济混乱和官倒腐败的代名词。为了遏制局面1987年的北戴河会议决定实行“价格闯关”全面取消价格管制，闯关行动从上海开始，1988年3月上海调整280种商品的零售价，这些商品大多属于小商品，或日常生活必需品，价格涨幅在20%到30%之间，各地物价很快出现失控局面，一场抢购风潮席卷了全国。

杨继绳：抢购，全国各地都抢购，抢购了不得，我们当时经历了抢购，你比如说一个商店，不让开门，开个门缝，这边钱进去，那边塞个东西拿出来。抢购闹得人心惶惶，抢购同时在那里挤兑，钱放在银行里赶紧提出来，有的县银行的柜台都被推翻了。

张维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前院长）：这时候中央害怕了，赶快刹车，所以大体是过了不到十天，国务院就出台文件，开始整顿价格秩序，控制价格，然后再说我们“价格闯关”不是说一年，而是说五年，更长的时间。最后中央又决定“治理整顿”就是价格改革闯关就失败了。

解说：1988年7月政府叫停“物价闯关”大幅提高银行存款利率，削减基本建设投资，这些政策固然让物价上涨幅度从18.8%降到了1990年的3.1%，可是经济增长率也从11.3%跌到了3.8%，是1978年以来的最低点，银根紧缩，消费降温，工厂开工不足，乡镇企业大面积倒闭，失业人员增加，资金流通不畅，银行贷款再度成为各行各业必争的救命稻草，但贷给谁，贷多少，通常都要政府说了算，国有企业显示出了独一无二的优势。

赵庆明：整个贷款尤其是国有银行的贷款，都是按照计划，按照计划来的，那个贷款是国家订计划，就说分给你，你今年要放五千亿的贷款，你有一个名单，这个当时是国家计委或者是地方计委制定的这个指标，他需要多少钱，将来一核准你就放。

刘遵义：国有企业它就说反正是国家的，银行也是国家的，就是一个口袋，这个企业不是我的，我是国家派我来管的，欠的也是国家还，同一个口袋，这个是一个文化的问题了，大家还是有一点预期就是说到了最后我还不出来，国家还是要支持的，这个是有点道德风险的，就跟现在大家在讲外国的银行是too big to fail大的不能倒，是同样的问题，就是说你又不能让我倒，所以说这个是一个问题。

杨再平：九十年代中期开始，银行开始风险集聚，就是借了钱收不回来。

陶冬：地方政府那个时候控制了，当时银行在当地的分支机构，甚至是中国人民银行在当地的分支机构，所以很多贷款就给了这些地方政府和地方政府所属的企业。

解说：地方政府与当地银行之间的微妙关系，影响了当时中国的贷款规模。

殷剑锋：那个时候有一个现象，所谓的倒逼机制，什么叫倒逼机制呢，按理说整个国家的货币发行是由中央银行来决定的，根据当年的经济增长率根据物价。但是那个时候由于地方政府对人民银行的分支行以及对各大国有银行的分支行，有非常强大的影响力，他会先去贷款，因为当时人民银行是把贷款按照每年有贷款额度，层层往下拨，地方政府为了突破这个贷款额度，会先去贷款，然后由超规模之后，再由人民银行的地方分支行层层向上报，然后倒逼中央银行放开贷款规模。所以当时存在这么一种机制。

解说：中国金融秩序的混乱状况，让一场金融体制改革在1994年呼啸而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让中央从此建立了分配财政资金的权威。旧上海夜夜笙歌的余韵还在老者的记忆中回响，新中国的股票市场在这里找到了新的起点。1990年11月2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鸣锣开市，五天之后深交所也开市了，不同的是上证所是鸣锣，深交所是敲钟。

禹国刚（原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备组负责人、副总经理）：1990年初到1990年的11月底，这一段是深圳证券市场柜台交易的火爆的阶段，从当年的年初（深圳）发展银行股票，十几块钱、二十几块钱、三十几块钱，一直涨到11月底的120多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