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剑涛：富二代享受富一代财富需付沉重代价

2010年07月05日 10:44
来源：凤凰网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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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示：自杀与抑郁高发，消费主义盛行，仇富心理滋生。当前中国正经历着5000年来未有之大变革。从农业国到工业国，从乡村社会到都市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剧烈的社会转型带来了心理和社会的双重考验。那么如何理解社会悲剧的价值诱因，如何描绘断裂社会的价值图景，又如何理解中国人价值观的转变以及建构。有关这些问题，本期节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任剑涛先生为大家解读。

凤凰卫视7月3日《世纪大讲堂》节目：社会结构断裂与价值迷思，以下为文字实录：

1962年任剑涛出生在四川一个小县城，对中国国民性问题的研究，早在80年代末的时候就已经开始。1994他开始攻读中山大学哲学博士，做中国传统政治形态的研究。四年后，受杜维明先生资助，赴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习，并深受哈佛之行的影响。自此他开始用现代性的立场反思中国传统政治问题，长于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公共理论、行政伦理、当代中国政治分析的研究。2009年9月，他自中山大学辞职北上，来到中国人民大学任教。

王鲁湘：任先生是第二次来到我们《世纪大讲堂》。我记得上一次咱们做的题目是关于和谐社会。

任剑涛：对。

王鲁湘：和谐社会是一个目标，是一个我们努力的方向。今天我们中国社会应该说还有很多不和谐的事情发生，而且有时候经常有一些激烈的不和谐的事情发生。比如说我们前不久一直在频繁发生的，在幼儿园和小学的门口的那一种凶杀案，还有包括一些灭门案，还有包括就是像这个连续多少跳的跳楼事件，是吧。所有这一些事件的话，我觉得就是让中国很多人感到非常困惑，就是一个社会明显它在进步，社会的经济总量在不断提升，是吧？我们人们的生活富裕程度也不断在发展。可是与此同时带来这么多的问题，而且有些问题是过去好像没有经历过。就面对这么多前所未有的这种社会不和谐的事情，我们往往分析这个事情的时候会用到一个词，就是我们现在是一个转型社会，对不对？那么您怎么来理解转型社会这么一个词？

任剑涛：中国社会的转型可以说从两个角度来加以把握，第一个就是我们告别了一个传统农业社会。这从我们5000年悠久历史的角度来作出了一个规划。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乡村社会又向城市社会转型，那么这是一个概括；

那么另一个概括就是我们的转型社会是针对于我们30年计划经济，那样一个社会，以农业社会为基础，以农业为基础，然后以计划经济的外观经济组织形式为条件，然后以中央集中权力的政治行政体制为奠基，而形成的那样一个30年的体制。

那么可以说近30年我们实行的是市场经济，行政管理体制跟着在转变，接下来我们也在大谈特谈政治体制要改革。那么基本上可以说是从一种计划经济形态向市场经济形态在转变。所以这个转型非常剧烈，而出现的失误非常地令人感到突兀。一方面可能有新鲜感，另一方面可能有悲痛感；一方面可能有局部的变化，另一方面又有全局的难以把握。所以这样的一个转型，很难说它就把这个社会的转变完全形容了。因为一种转型可能是和平的、渐进的、理性的；而另一种转型又可能是剧烈的、断裂的、突变性的，甚至灾难性的。所以转型之谓转型对于中国今天来说，酸甜苦辣在其中都有。

王鲁湘：对，100多年以前，李鸿章说是中国碰到了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事实上我们今天所面临的这一个社会转型，刚才我在开篇词里头说了，很可能是5000年未有之大变革，对吧？所以这样的这种大的变动，带来的这种社会的剧烈的动荡，包括心理的这种承受能力，可能都要有一个新的适应。

任剑涛：那是自然。对于中国人来说，不仅心理上有考验，甚至生理上的难以忍耐和心理上的剧烈考验，一扣合，可能会造成非常多的社会悲剧，或者说我们这个社会难以承受的一些社会灾难性事件。

王鲁湘：那么在转型社会中间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理解这种社会结构的变化，甚至是断裂呢？

任剑涛：对于我们这个社会的转变来讲，我们应当起码有两种心理准备。一种心理准备就是，我们将要经受的转型，因为是5000年未有之大变局，因而它的持续、剧烈、深刻和结构性的转变，我们要有心理准备。

王鲁湘：充分的心理准备。

任剑涛：充分的心理准备。但即使有这样的充分的心理准备呢，也还意味着我们在现实的具体感受当中，那种痛苦的特点，不以我们的心理准备那种剧烈程度为移植，为转移。这就意味着我们转型的剧烈性和我们感受的痛苦性，这之间它还在冲撞着。尤其是我们个人的生活的这种艰难程度和社会这种整体转变的痛苦感受之间，我们有非常大的落差。而这种落差对于我们来说，可能不是一个短暂的时间。也许我们在告别贫穷的那30年的经济转型当中，社会体验不够深刻，而现在我们社会体制要开始转型了。下一步也许我们的政治行政体制开始要转型了。那么这样的一个深刻持续的转型愈向纵深推进，我们感受的痛苦特点应该是更外向，而社会悲剧性事件和我们对于生活那种不顺的感受和心理上那种剧烈的断裂感跟社会的一个结构的断裂感相互重叠起来。我相信这样一种东西可以是对我们这个民族、对我们这个民族的每一个成员，它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王鲁湘：好了，下面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任教授给我们演讲。他今天演讲的主题就是《社会结构断裂与价值迷失》，大家欢迎。

自杀与抑郁高发，社会悲剧，原因何处追溯？富二代现象，仇富心理滋生，国人价值图景又该如何描画与反思？

我们今天面对的中国社会，可以说在生活的模式上，在生活的情态上和个人的感受上，跟我们改革开放（前）30年（相比），可以说都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如果说30年前我们的改革开放主要是要解决一个物质匮乏的问题，那么以2008年告别这个30年之后，我们忽然发现，解决贫困的、匮乏的物质生活背后，其实还有相当多的社会问题、人生问题和价值问题出现在我们面前。而这一系列问题从2008年群体性事件达到12万起开始，逐渐变成我们今天这样的复杂感受。这样的复杂感受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安全感、安宁感、幸福感，受到一些让我们高度没有安全感的事件的冲击，

那么这些事件我们可以粗略把它分为三类，一类就是我们感觉到的攻击性事件。而这种攻击性事件，是没有兜住人的道德底线而出现的问题。那就是当一个人对这个社会不满的时候，他觉得他生活没有意义，他生活没有价值，所以他对毫无反抗能力的小学生和幼儿园同学下手。这样一个东西不能是说他有绝望，他有理由，因此他反抗社会，因此他反抗规则，他就有道理。这种极端行为可以说已经丧失了人的兜底原则。那就是对弱者的同情，对生命价值的基本尊重，和对他人生存权利的一个尊重。

而我们说，这样一些屠杀事件也许可能它是偶发的。尽管有多起事件出现在我们眼前，让我们目瞪口呆，痛彻反省，但是又不能寻找到现成的答案。

另一方面就个体的生活来讲，我们也觉得现实的无聊。因为对我们30年经济发展以后，在像京、津、沪这样一些大城市里头，尤其像南方的深圳、广州这样一些城市，30年物质的积累，让我们对物质生活的感受已经没有快感，我们进入一种后现代的无聊的状态。所以我们见着什么崇高的东西，我们想去恶搞。你想在我面前装你崇高，你想显示你是利他的，你想显示比我的道德境界要高，我就利用网络媒体的手段，我来恶搞你、丑化你，使你的崇高必须还原为一种生存的本来状态。生存的本来状态是什么呢？就是既有崇高，也有不崇高；既有上帝的一面，也有魔鬼的一面。我们不要来显示崇高，我们要显示的是真实，真实本身变成了日常生活当中，物欲横流的动力。所以恶搞是跟消费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只是要通过买LV包包，要买劳斯莱斯，要买宾利，我们才能够显示我们人生的价值。如果我们外在没有这样一些物欲的标志来衡量我们的价值的话，我们以致于不知道我们人生活着要干什么。

第三方面，日常生活情态上，也显示出一种特殊性来。那就是要问我们的青年一辈、少年一辈他们有什么人生追求的时候，他们可以毫不犹豫地给你提供物化指标。什么样的物化指标呢？我要有一套200平方米的房，我25岁要买一台车，我30岁的时候我要发财，发到多少千万，我们的努力目标就变成了一个对人生目标的物化的换算过程。或者我要去环游世界，我一定要说全世界各个地方我都要去旅游。于是旅游本身的快感只显示为物化的快感，就以为我到了这个地方，我到此一游，为什么这样的字到处刻写呢？就是因为消费主义推动我们，通过物化的遗留来认识自己的价值，来认识自己的生活目标。

所以通过一些极端行为、消费主义，再加上我们日常生活的情态，我们不难理解，这样一个时代，为什么我们的物质生活如此巨大地改善，但我们的精神生活如此困惑。以致于我们的人生价值开始丧失的时候，自杀已经变成了一个具有从众性的一种行为。

所以富士康的老板郭台铭到中国（深圳）来，富士康的雇主苹果公司也到中国来，大家都聚焦到深圳，我们的高级领导干部、（地方）党政干部、我们的研究者，也都跑到富士康，我们的报界也到富士康去蹲点，最后惊奇地发现（这是）一个并不能被称为血汗工厂的地方，

这样的一种基本情形，使我们不得不考虑就是30年来的一个物化发展，导致的人生意义的丧失。我们的中国社会正在从一个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正在从一个乡村社会到都市社会转型，正在从一个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在现代社会形成的结构当中，这样一系列现象提醒我们一个最重要的命题，已经摆到了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那就是社会结构断裂的情形下，我们的价值迷失。及如何可以重建我们的价值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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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大讲堂》节目在凤凰卫视中文台播出

首播：星期六 14：05—15：00

重播：星期日 08：25—09：20 23：30—0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