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剑涛：富二代享受富一代财富需付沉重代价

2010年07月05日 10:44
来源：凤凰网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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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剑涛：富二代享受富一代财富需付沉重代价

观众：我想再接着问任老师一个问题，那么底层呢？底层的这些民众如何对待这种现象呢？他们的结构或者心理变化又会产生的怎样的变化呢？

任剑涛：这个就涉及到现代社会公平分配政策的一个导向问题。这是一个问题的两端。一端就是国家要有政策合理、合情、合法，约束富一代和富二代。换言之富二代在享受富一代财富的时候，要使富一代获得的合法财富，在富二代你享受的时候付出沉重的代价。譬如说，富一代不能够随意给富二代购买房屋。日本这一点做得是非常到位的。富一代要给富二代购买房产，属于遗产继承限制的范围，征重税。当然我们说富一代积累财富的时候，我们不能故意用税收去压制他无法积累财富。但是这里头财富要有两个流向。第一，你向富二代转移的时候，法律限制够不够。你继承了财富，多少份额必须要作为税收，最高你可以课税65%。让你不可能穷奢极欲地享受。第二呢，一个转移，向社会转移。这里头就要求富一代本身必须有（比）发财致富的更崇高的动力。更崇高的动力就是什么呢？你的财富本身是社会财富，绝对不是你个人积累起来的。因此你取之于民，你必须用之于民。而用之于民的政策导向也要及时地跟进，政策布局也要及时地到位。

换言之比如说我们给社会捐善款，我们给教育捐善款，我们得相应免除他的税务负担。所以在富一代、富二代那里约束，相应的政策供给在我们中国今天非常短缺。这样我们才能抑制富二代本身嚣张的消费气焰。嚣张的消费气焰就是对穷二代、贱二代他们的一个蔑视。而这样的蔑视又导致贫富的严重对立。而且也导致贫困社会里头的二代人对于权贵社会里头的二代人他们的嫉恨。而对穷一代和贱一代来讲，他们对权力和财富的那种红眼状态非常强烈。而对于国家政策的调解者和供给者来讲，他应该清楚，这样一种状态是非常危险的。

对于一个人来说，如果我生活的最起码的物质条件都满足不了，而在这个社会里头，我对社会酝酿着的就是反社会的心理，那到最后一定有相当部分人，他要走向反社会的行动。而这个反社会的行动，有可能他是对弱者下手；而机会一适当，通过浩大的社会暴力革命，那就向既有的社会，既得利益者和社会强者下手。所以当抵抗现有秩序的心理在社会普遍蔓延的时候，这个不是一般的仇富心理来解释贫富对抗的问题。而是说负责调节贫富关系，而要建构一个在冲突基础上的和谐社会的政党也好、政府也好，因而我们要从统治危机的角度，或者从一般社会秩序的角度来看贫富的对立问题。因此通过努力地调节，使社会不至于陷入一种对立社会。

王鲁湘：非常感谢任教授精彩的演讲，五千年来，我们似乎从来没有体验过这样一个时代：它的物质极大丰富，视野更为开阔，但与此同时，崇高衰落了，规范稀缺了，理想也具化为金钱。任教授为我们精准地描绘了在这样一个断裂的社会中当代价值的图景，那么作为个人和国家，我们的价值重建应该如何进行？下周的《世纪大讲堂》，任教授将为我们继续深入剖析。好，让我们再一次对任教授表示感谢。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世纪大讲堂》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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