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当代国民素质尚不及鲁迅时代

日本当年它是把这个分成两部分，道德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叫积极道德，一部分叫消极道德，积极道德是没有上限的，你做我多好都可以对吧，像雷锋这样做多好都可以，你做消极的不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这个不能做什么就是建立一个社会的最基本的秩序，比如说我和你约会，我要守时，这个用法律能界定吗？没办法，那么这些东西恰恰是社会秩序的最基本的东西。

邱震海：好，那我们看一下日本这样的一种方式，今天中国具备可操作性吗？

王鲁婴（战略观察员）：我觉得教育跟法律是肯定的，是非常好的两个手段。那除此之外，我想补充两点，就是说我觉得现在有这样情况的出现，一个可能是生存环境的影响，就是说大家会发展中国人在外面可能就会显得特别着急，比如说插队，然后大喊大叫什么的。

邱震海：你认为这是生存环境所影响的吗？现在中国已经富起来了。

忽然富裕使许多人不知所措失去规矩

王鲁婴：就是因为富起来，就是因为忽然富起来，所以有了一种暴发户的心态，就是他们觉得我有钱什么都可以，我一下子什么都能达到了。

邱震海：但是我们怎么去教育他们？

很多人成长于不讲规矩的环境，故不懂规矩

丁学良：我认为你讲的这点，我同意你的意见，就是中国人现在，我不是说所有的中国人，很多中国人为什么不排队，为什么不耐心呢？因为他们从小就不是生活在一个讲规矩的环境之下，很多人都能开后门，很多人都能够急足先登，很多人都能把民俗给改化，因此它对所有的公共秩序写在纸上，人家都不相信。

王鲁婴：对，就是精神发展没有跟上物质发展。

丁学良：他不相信。

王鲁婴：对。

邱震海：现在如果像你刚才所说的有文部大臣，有中国的教育部或者中国文化部召集30个知识分子，制定这么一个叫中国现代功德教材强制中国的小学生，我们花20年时间，等他们现在10岁变成30岁的时候，中国能不能改变？

官文娜：我想说在这些规范当中是从具体的事情做的。我这里有一张照片，这个是我2009年到日本去参观，就是去对新员工的一个培训班拍的一个照片。

邱震海：怎么握手。

官文娜：不是，上面是怎么递名片，下面这个图是怎么鞠躬。日本人为什么会鞠躬多少度，它都有要求的，那我们不管，我不是说我要去模范它这个东西，而是说要从具体的事情上去规范。这个东西规范到什么程度？我的名片递过去怎么递，是这样递，还是这样递。好，你手上拿一个名片夹怎么放，这个都有规矩。然后低头，日本人它认为这样点头是犯罪，那么弯腰是在什么时候30度，他教你怎么做，什么时候在30度，这些东西都有一个具体的规范。

邱震海：中国有一句话说玉不琢不成器，我们也许是块玉，但是是一块很粗糙的玉，我们没有经过琢，所以我们永远不可能成为一块璀璨透明的一块玉石，能超脱吗？

彭婧婷（战略观察员）：说到现在讲了很多就是怎么去约束大家做这件事情。我觉得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之前我们炒的纷纷扬扬的过马路的问题，就说大家集体中国式过马路这个问题。我觉得从某种角度，当然大家可能真的是周围已经适应了这种情况，大家都是不看红绿灯就直接过马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会不会也有一个城市比如说规划的问题，有时候我们看那个绿灯红绿灯一分钟它都不会换一下。

丁学良：你这个讲的完全正确，就在任何一个社会一个规矩出来，你要使得绝大多数人坚持的话，它必须是合理的，它必须把两边的利益都照顾到，你不能只照顾到开车的利益，不照顾步行人的利益。中国的马路现在已经宽到，你是18岁的人我们练过短跑，你在红绿灯幻灯的这个时间里面，你就走不过去。

王翰颉（战略观察员）：而且我认为纵观各个国家，一个国家的国民素质要想靠他自身自然而然的形成，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需要我们政府有一个这样的引导作用。那我认为我们的政府可以两面，比如说第一方面，你要加强这个法律方面的惩罚。

必须惩罚不良行为才能有效确立规范

王翰颉：比如说我这几天来香港，看到有一一个人正在马路上吃撒尿牛丸，一人碰了他一下，他这牛丸掉到地上，这时候就有一位警察过来罚了他一百块钱，那我想他下次就会记住不会在马路上吃东西了，反而在大陆无论你是扔东西、扔赃物完全没有这样的惩罚，所以你即使知道这件事情是不对的，但你依然会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