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视频《全民相对论》第84期：死亡如此多情

赵三平：我觉得是这样，为什么我认为现在的当今的中国现在的社会，是不可能去促成安乐死立法的，因为它里头有几大障碍，第一个障碍就是王老师刚才讲的，这个标准刚才也简单讲的一下，就是说谁来制定这个标准，谁来认定这个标准，谁来操作这个标准，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刚才主持人也讲了，说我们可以搞一个什么委员会，甚至向法院开庭的那种形式，法院。

闾丘露薇：那我们倒过来说，这个权利不在我自己的身上，我现在提出说我要结束我自己的生命呢？

赵三平：好，那么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个障碍，就操作上的障碍，但是那个预嘱和遗嘱是两码事，预嘱它是对他生命的最后阶段的处分，遗嘱是对身后事的一个安排，它不是一回事。

但是你这种处分，对你的弥留之际的这种处分，根据我们法律上来讲，人的生命，人的权利能力，他是始于出生，终于死亡。在他死亡之前，他再痛苦再昏迷再植物人，他的生命，他也是具有完全的民事权利行为能力的人，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法律上的障碍，我们不要说去积极的促使他，我们就说我们不要管他让他去死，这时候可能和法律上的遗弃罪，就可能涉嫌触犯法律上的遗弃罪。

比如说我去年就遇到这样的情况，我父亲偏瘫13年，去年三四月份的时候突然病重，就在朝阳医院ICU，你要进去的时候我们弟兄三个，大夫拿了一堆文件，说出现了什么事情，你是不是采取什么措施，同意不同意，当时因为我嫂子是医生，她就讲她说如果是创伤性的抢救的话，建议就不要做了，她毕竟是儿媳妇，当时我看到我嫂子说了这个话以后，咱们毫不夸张的讲，我觉得心一紧，我眼泪都下来了，我当时就跟我大哥说，我说如果我们现在知道有一种方法可以延缓他的这种痛苦，可以让他生命存活的话，那么我们就不用了，然后看着闭眼死，看着他死去，最后我把这个话完，我大哥签了字。

闾丘露薇：这是一个孝子，当然更多的我听了以后，我觉得怎么了，我觉得怎么样，分析一下这个心理先。

赵海亮：其实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标准的分离焦虑，因为我们中国人的文化是所谓的家文化，然后因为决定我们人的很多行为，就三种内驱力，能决定我们的行为，第一就是信仰，第二就是亲情，第三就是利益，当然现在社会上大家基本上停留在最底层，很糟糕的最底层。

杨健：我觉得好像是两回事情，因为现在有提到了一个问题是人应不应该有这样的权利，再进一步说就是多少年以后，也许不是现在，能不能有这样的法律，其实这个是可以有的，因为这个法律它是本着尊重权利的，这样一个出发点，但是我们每个人，或者说每个家庭可以去选择，你可以不去实施安乐死，这就不存在问题。

闾丘露薇：也就说个人还有家庭，在选择这样一个权利的时候，既使是有了之后，让你更多一个选择，你选择是这样一个。

杨健：必然它会有很多的这种，道德风险在里面，但是可能我也承认，现在的中国社会有一些让人觉得比较担心，但是可能我们首先承认这种权利，慢慢的朝立法的方向，去做一些尝试和努力。

张荆：安乐死的立法不立法的问题，应该多听一些法学家的意见，实际上在国际上在讨论安乐死的问题上，他们的分类比我们国内的要细的多的多，除了有积极的安乐死，消极的安乐死，狭义安乐死，纯粹安乐死，有各种各样的分类。那么现在我们比较多的一个就是积极安乐死和消极安乐死两种分类，所谓积极安乐死，就是我促使你，给你打一针直接死，摆脱你的痛苦。那么还有个消极安乐死的话，我不促使你马上死，我停止治疗和停止抢救，我要让你自然死亡，这个我们叫做消极安乐死，现在在世界各国立法中间的话，这种积极安乐死这样的国家立法是很少。

闾丘露薇：那李先生是不是觉得现在已经是时候可以立法了，所以您选择这边。

李伟：我们很少有机会在全国公民面前探讨死亡的问题，那么一个成熟的民族，应该对优生优死同样关注，可是我们太注重优生了，三个月听贝多芬，六个月听莫扎特，可是我们太注重优生，我们忽略了优死，全世界现在探讨安乐死，就是他说主动安乐死的，被动安乐死的，积极被动安乐死，其实观点是错误的，临终关怀就是最好的姑息治疗，最好的缓和安乐死方案，这就是可能大家又不了解临终关怀了，不了解临终关怀，那么临终关怀是什么呢？临终关怀是每一个人生命的末期，刚才你谈一个问题，刚才主持人谈了一个问题，死亡怎么来界定。

闾丘露薇：那您支持立法了？

李伟：我坚决支持立法，支持什么立法呢？你别点头，你要叫我说完，我支持什么立法。

闾丘露薇：你说。

李伟：应该是中国对死亡的立法界定，脑死亡是死亡的标准，这个立法的前提，我们连好多问题都不知道。

王岳：实际脑死亡的立法，远比安乐死的立法，要紧迫和重要的多，实际我们到现在，很多人在讨论安乐死可能还没把安乐死，尊严死搞清楚，讨论植物人，还没把脑死亡和植物人搞清楚。

李伟：都没闹清楚，我们在谈论这个问题。

王岳：确实是这个问题，无论是民众，还是医生都把医学的目标锁定在救急扶伤，所以这是一个极其落后的观念。

张荆：他说是救急扶伤，这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和错误的一个伦理，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医生的伦理，那么安乐死冲击的最明显的，就是这样一个最基本的医生职业伦理。

王岳：实际上60年代左右，欧美人已经开始反思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你把治病救人作为行医的唯一目的，你的工作将要么成功，要么失败，而最终百分之百都失败，因为必须都得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