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视频《全民相对论》第42期：被堕掉的生命

2012年06月24日 13:23
来源：凤凰网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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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保印：其实就是两个简单的尝试，第一我们讲法，第二讲天。如果法讲的是什么？以前无论你用提倡的字眼也好，应当的字眼也好，但是你毕竟现在我们到了一个法制社会，毕竟政府也在讲究法制，既然讲究法制，那么我就得从你的语言上来看你到底是不是强制人家，所以我们必须得讲究法。你至于说以前的什么样的事实，违法的东西我们不能够延续。

第二我们讲天，什么叫天？天就是天理，天就是人伦这是最基本的，天理要高于这个法的，如果说我们连天理、人伦都不讲的话，那么我们这个社会再富有又有什么意义。刚才李老师说到说他老婆要是怀8个月他都会，你是男人不是女人，你考虑过当一个女人8个月孩子都引产，女人的那个巨大的痛苦吗？所以男人你可能就发泄一下，痛快一下完了，但你考虑女人在这背后的东西吗？所以说我这一点我极其的愤怒，你这是无法无天。

李小平：列宁曾说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的产物那是瞎掰，国家是干什么的？国家的产生就是为了强制，如果这个社会不需要强制就不需要国家，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没有强制，比方战争来了为了保护大部队不要灭亡，小部队必须去慷慨牺牲，所以我说强制什么需要根据国情，中国必须在人口零增长之前，继续坚持强制计划生育强制堕胎。

王丰：我想就说现在是如果说三十年前，在某种程度上，根据当时对人口的压力的理解，当时是可以或者是忽视，不要说是允许的话，现在是没有任何理由了。这里面有两个原因，第一就是我们现在包括对这次在陕西他是要生第二个孩子，一对夫妇生两个孩子人口是不会增长的，所以而且呢，这次就说现在大家社会上的共识基本上，这就是现在没有理由再推行一个在30年前，当时理解的这个条件下产生的这个独生子女的政策，所以这个政策本身是造成这个悲剧的一个最根本的根源。

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现在要考虑到，这个决定这些事情的权利，包括堕胎、包括就是生育，到底是应该是国家还应该是个人？这个事情应该非常清楚，应该是个人、应该是妇女、应该是家庭，我们现在收的社会抚养费是一个很荒唐的概念，因为这些孩子生出来以后，对别人并没有造成任何的压力，为什么国家还要去干涉他们？而且用这么残暴的手段。

闾丘露薇：哎，这个问题正要想问李先生，就是说您觉得应该是强制的执行，这样一个计划生育，如果超生就应该是要这个做这个堕胎手术的，那为什么我们现在又允许这样交了钱就可以生呢？那这个不是跟我们的人口控制人口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是矛盾的。

李小平：并没有说交了钱就允许生，这个是执行过程问题，就是说现在由于我们是采取计划生育罚款，他们叫成社会抚养费我觉得这个词有点不伦不类，我认为就是叫成罚款费比较合适，就是你超生了违反了政策我就要罚你，那么底下现在是睁眼闭眼为什么呢？因为地方它有时为了捞钱罚了以后，我可以拿去公款消费，罚了钱所以它那个底下有的就是睁眼闭眼罚了钱，你就可以生了。那城市人为什么超生少呢？因为农村罚的少相对讲。

闾丘露薇：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里有一个，我们的编导是准备了一个当事人的短信，可以看到其实他当时已经是准备是要交钱。

曹保印：对。

闾丘露薇：对吧？

曹保印：其实这个事情很简单，就是当地的政府想要钱没要到。

闾丘露薇：对。

曹保印：然后才采取这种措施，如果说这个钱给了他，什么所谓的法律，什么所谓的制度，在他们眼里什么都不是了，这里才是问题的关键，它也正是大家愤怒的地方。

易富贤：有点像那个，有点像那个土匪绑架撕票的感觉，撕票。

王丰：这点我不同意这点我不同意，这点我不同意，我觉得是这样，就说大家对这社会抚养费有很多的争议，但是呢。

易富贤：他那个不是抚养费。

王丰：你不是罚款吗？不是不是，是罚款，但是对他们来讲不管是把钱收到了，还有把这个孩子做掉了，就是这个强制的堕胎了，对他们来讲他们都是完成他们的任务。

易富贤：对。

王丰：所以我们既然就反过来来讲就说，刚才你讲的这些政策都是要应当采取措施，而且我们现在讲的是要千方百计，2006年中央的22号文件讲的是要千方百计的稳定低生育率，什么叫千方百计？可以采取这种措施，所以我们现在要对我们的政策，对上层要进行要进行追究。

易富贤：对对对。

王丰：而不应该把所有的责任，都放在基层的干部身上。

闾丘露薇：哎，保印，就像刚才李先生也讲到一点，就是说这个一票否决制等等，所以讲的再好听的话，如果下面的基层的这些计生人员的压力还是在那里，对他的仕途的影响还是在那里的话，那还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曹保印：我们都讲的理论很多，我讲一故事吧。我的父亲原来就是河南的一个管计划生育的干部，他现在已经去世了，他当时管计划生育的时候，我们家的那个门每天都被泼大粪，因为你要想做这个工作极难，然后我父亲他采取的一个办法就是说什么呢？他的心比较柔软，所以一旦遇到一些情况他觉得，比如说孩子已经怀五六个月了，他就是采取各种办法不让人家去引产，因为他觉得我不能做这种事情，虽然说我是一个干部。

最后他的工作还算是做的还可以，但不是很好，因此几次提拔都没有提拔上去，所以他最后是在50多岁去世。我父亲可能不是按照传统意义上的好干部，尤其是在计划生育上，但我觉得他是我心中最好的一个父亲，而且在我们那个乡里面，在我们那个村里边，有很多违反计划生育的孩子，那么这些孩子大多数都像我一样，从农村考上大学，那我就是这样的一些人，他其实应该感激我的父亲，否则的话，可能就在他没有出生的时候，他就已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上去了。

因此我们在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一直在强调国策，但是除了国策，还有一个国法，国法要大于国策的，那么除了国法，对我们还有上边的青天，我想我父亲当时之所以做出那个选择，因为他知道他头上有一个天，那么这种传统的文化，这种对生命本身的一个敬畏，我想他是做到了。因此我是还考虑到一旦，尤其在中国这种现实之中，放到地方政府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往往他会把好经给唱歪了，所以还是应该有中央政府来统一的来制定对的。其实我们说全民相对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就应该走出这个演播室，真正的走向社会，让全民都来相对一下论一论，看看我们现在计划生育到底该怎么改？我们的这些立法到底该怎么走？我们是按照国策的策的语言来走呢？还是按照现在法制政府的这个法的轨道来走？我想应该走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