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初见斯大林 自称长期受到打击排挤

王明传达苏俄抗日指示 毛泽东称应防国民党 

吕宁思：1933年，谭忠余背着电台从苏联回陕北，中途被捕后牺牲，年幼的周小余跟随自己的母亲，当时也是周恩来手下最得力的特科干部之一周惠年，后来辗转来到延安，1940年，周小余随谢觉哉一起到了苏联，进入了位于莫斯科远郊的莫尼诺国际儿童院，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共产国际把那里作为专门接收中国孩子的地方，毛岸英和毛岸青也在1938年底来到了莫尼诺，当时两人都有了俄语名字，哥哥叫谢尔盖以·永福，弟弟叫科利亚·永寿。到1940年秋，为了便于管理来自各国革命者的后代，苏联方面决定将莫尼诺儿童院关闭，孩子们被统一转移到了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

解说：为了欢迎校友们的到来，儿童院准备了丰富的表演节目，这些极富感染力的俄罗斯民族传统特色歌舞仿佛描绘出一幅幅生动鲜活的往日场景，也勾起了人们对于那段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的回忆。

刘爱琴：原来整整齐齐的，很悠闲的那个感觉。

解说：或许因为此行低调不愿张扬，刘爱琴婉言谢绝了我们的采访请求，其他老人也多以行程安排紧凑为由拒绝接受访问，而几经变迁，现在的儿童院和半个多世纪前相比，也已是面目全非，过往生活的印记似乎只能到院史馆里去找寻和缅怀。在布满了各种老照片的展示墙上，各地校友都在兴奋地寻找着自己的身影，而我们也在并不起眼的墙角处发现了一张毛岸英的照片，旁边还有一位西方女性的照片，和这样一段文字，在谢尔盖（毛岸英）的生命中曾有一段难忘的恋情，他深深地爱上了儿童院的学生费尔南多，然而费尔南多却视他为兄长，所以当毛岸英向她表白时，费尔南多感到的只是委屈，她流着泪跑来找我，马卡洛夫（时任儿童院院长）回忆道：“声音颤抖着，眼睛红肿，我甚至有点被这样的场景吓到，便开始询问她出了什么事？她对我说“我以为我们是朋友，他却对我说爱情，难道现在是可以谈情说爱的时候吗？”

对于这段往事，在场的老人似乎都知之甚少，因为他们大都比毛岸英、毛岸青入学晚，院方事后也较少提及，而对于毛氏兄弟在儿童院里的生活，弟弟毛岸青的同班同学，赵世炎的次子赵施格最为清楚，不过由于年事已高不方便出行，赵老这次并没有随团来到伊万诺沃。

赵施格（赵世炎之子）：他（毛岸青）是我同学，虽然他比我大，大三或者四岁，他俄语太差劲，他下棋容易输，一输了就爆发，要打起来，打起来我们那个时候小，就不好打，就叫他哥哥（毛岸英），就是到他哥哥那儿，你看你（弟弟）打我们，他哥哥来，说你干嘛打人，所以他那个哥哥就说他了，我们有的时候分析，是不是因为他爸爸毛泽东，我们也无所谓什么毛泽东的儿子怎么样，我们小孩没有那么的思想，好像这是大人物，因为他们在中国，他不在苏联，苏联你说斯大林，那可当然是，也不能打斯大林的孩子。

吕宁思：其实在到苏联之前，由于母亲杨开慧被国民党杀害，毛岸英、毛岸青先是被送到了上海，但后来又遭遇变故，两人是无家可归，以卖报纸捡破烂为生，流浪于十里洋场，直至1936年6月底，中共地下党才在一座破庙里找到兄弟二人，毛岸青还由于被巡捕毒打而受伤，听力受损，精神也受到极大刺激，不过对于这一切，身在延安的毛泽东全然不知，直到1937年兄弟俩到了莫斯科，中断音讯多年的父子之间才又恢复了联系，而也是在这一年的11月，王明带着斯大林“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指示回到了中国，毛泽东在延安机场迎接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说这是一件大喜事，是“喜从天降”，可是仅仅十天之后，他和王明之间就出现了分歧。

解说：位于莫斯科城西南部的这处占地7.5公顷的墓园，就是被称为“欧洲三大公墓”之一的新圣女公墓，自19世纪以来，这里逐渐成为了俄罗斯著名知识分子和各界名流的最后归宿，其中不乏中国人熟悉的果戈理、契诃夫、奥斯特洛夫斯基等文学大师，以及叶利钦、赫鲁晓夫等政治人物。

但是来到这里的中国游客或许并不知道，王明和他的妻子孟庆树以及大女儿王芳妮也正长眠于此。1955年王明飞赴莫斯科看病，至1974年3月逝世，他都没有再回过中国，而作为这座公墓里安葬的首位中国人，王明和苏联政府的关系可见一斑，尽管在他1937年回到中国时，莫斯科对他似乎并不看好。

徐元宫（中央编译局研究员）：在他（王明）回国之前，跟他关系私交还是不错的季米特洛夫，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就关照他，说你回国之后你不要争的去当这个领导人，全党要团结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周围，事实上这是对他的一种爱护，他回来之后掏了一份名单，就政治局委员的名单，那么毛泽东还试探他，说应该把他的名字，把王明的名字放前面，他就很明确的表态，我不是来争夺这个位置的。

解说：在1937年12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传达了来自莫斯科“抗日高于一切”的指示精神，毛泽东自然不会“抵制”，但却始终觉得应该防范国民党。“十二月会议时我是孤立的，当时我别的都承认，只是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十二月会议后，王明率中共代表团前往武汉，发表了一个热情洋溢的《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极力向蒋介石表示合作诚意，却遭到了国民党的冷遇。

徐元宫：但是事后他所做的一切的活动还是在跟中共实际领导人在抗衡，在叫板。

解说：留在武汉并成为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的王明，和张闻天、毛泽东所在的延安中央书记处渐行渐远，同赴武汉的周恩来、博古等人后来说，王明“目无中央”，甚或有另立“第二中央”之嫌。不过很快，中共的党内矛盾被反映到了莫斯科，只是这一次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都没有站在王明这一边。

徐元宫：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他（王明）的老师米夫在他回国的第二年，1938年就被作为“人民公敌”给毙掉了，被斯大林给毙掉了，1940年的时候，共产国际干部局，干部部他们曾经给共产国际的领导人提交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呢就是对中共即将召开的“七大”，它的领导班子要提出建议，很明确地提到了就是王明，他不能担任中共的领导人的职务，反过来又明确地提出来，要让毛泽东同志担任这个领导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