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桂钿：当官的应该断了发财的念想

田桐：等于他们就是认为当官了就是应该放弃发财的这样一个机会。

周桂钿：根本没考虑发财，他是这样。我们看李光耀也是华人，在新加坡，他也是宣传这个，就是当官的不要想发财，你想发财就别来当官。所有当官的要发财的都是不正当的，因为当官拿工资怎么能发财啊，你要贪污社会才能够发财，所以当官的就不能有发财。

田桐：但是如果让您用一个字来形容中国的传统的为官之道的话，您觉得哪个字最为贴切？

周桂钿：这个唐太宗说的那么一句话，为君之道，先存百姓。你做皇帝怎么做？就是心里面首先有老百姓，这个在中国古代叫民本思想，所以我想如果用一个字就用民字，把人民放在心上，什么都为人民着想，什么事情都好办。他不会想，他记不起钱的事儿，这样就叫解决了。所以民本思想应该中国很重要的一个思想，贾谊说民无不为本也，君以为本，吏以为本，国以为本，国家以人民作为根本，皇帝跟做官的都以人民作为根本。

你比如说当了县长，你这个县老百姓生活不好，自己很富，那就是贪官，自己不富，像焦裕禄那样，他一心想着为人民做事，那就是好官。所以把民摆在什么位置上这是很重要的

田桐：所以民这个字是最为重要的一点。那么在您的研究当中，除了中国有很多研究这样为官之道的，政治哲学之外，国外有没有，从什么时候开始研究这方面的？

周桂钿：国外的我没怎么研究，我觉得中国的这个特点应该说政治智慧比较高，比外国高。但是现在很多人都迷信外国，我认为崇洋媚外是殖民地意识，讲什么都是西方的好。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管理学，说中国没有管理学，我说怎么会没有，长城，这么长的长城怎么建起来，没有管理学它建不上，运河，从北京挖到杭州，没有管理学它怎么能完成这样的工程。世界上其他国家都做不到了。

但是中国没有用管理学这三个字作为书名，但管理的思想应该说理论非常深刻，资料、经验也非常丰富，不是没有，另外很简单，治理国家。我们两千年以前的汉代，那时候土地面积也很大，人口五千九百多万，比现在法国人口都多，那时候交通不发达，通讯也不方便，能够稳定几百年，一个大国的局面，这就是政治管理的一个智慧。所以我觉得这个，要打破这个殖民地意识，我说外国人说中国不行，那是霸权主义，中国人说自己不行是殖民地意识。我是这么称它的。这个大概逐渐会改掉的，因为中国逐渐地经济崛起，然后逐渐强盛起来，科学也发达了，逐渐会改变人们的观念，会抛弃这个殖民地意识，现在要讨论中华文化，如果不解决，不摆脱这个殖民地意识，老以西方的标准来衡量、评价中国，那就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就很困难，就没法认识。没法认识怎么复兴？一说你中华文化，全是封建的，落后的，那没法复兴起来。

田桐：感谢周教授。那么接下来呢，由周教授为我们带来他今天的演讲，他今天演讲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为官之道》。

解说：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明的历史中，蕴含着丰富的政治哲学与管理经验，为什么说中华文化的主流是政治智慧，哪些重要的古籍总结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政治智慧。《世纪大讲堂》《中国传统文化与为官之道》正在播出。

周桂钿：这个题目就是我最近在思考，在研究的问题，现在就是自己觉得是新观点，能不能成立还不一定，所以我提出来，供大家批评或者讨论。中华文化主流是政治智慧，这个政治智慧包括怎么管理这个国家。中国这么大，怎么管理的。过去我们都不讲这个问题，最近我发现，你比如说中国的传统制度，过去的学者曾经讨论过这样的问题，就是奴隶社会什么时候开始到什么时候结束，然后封建社会什么时候开始到什么时候。讨论这个，发表很多文章都没讨论清楚，说马克思说，奴隶社会用的青铜器，那么铁器就是封建社会。然后这个郭沫若就按这个分，春秋时代用的青铜器，所以春秋时代是奴隶社会。战国时代用铁器，所以是封建社会，就是这么分开。

但范文澜不同意这个看法，范文澜说奴隶社会应该没有，奴隶没有私有财产，这也是马克思讲的，奴隶是奴隶主的财产，他自己没有财产，但是这个情况呢，西周初年奴隶就有财产，那怎么叫奴隶，就不应该叫奴隶，就应该叫农民。然后西周的统治者应该是封建地主，它这就都打架了，最后弄不清楚。我现在的看法，我认为他哪些就是拿着西方的模式，拿着马克思主义的定论、结论当做真理，马克思、恩格斯反复强调，不能把我的结论拿去当真理用要学我的立场、观点、方法。

我现在看出中国的社会特点，应该说从夏朝开始，夏禹把天子之位传给他的儿子起，从那时候开始到清朝，都是家天下，家天下延续着四千五百年，我认为家天下能延续这么长时间，几乎涵盖了整个中国历史，应该有它的合理性。当然现在没有人讨论这个问题，为什么？头脑里面的，老装着西方的模式，老讲哪个是封建社会，哪个是奴隶社会。但是孔子对这个有分析，我认为孔子的分析符合这实际情况。

孔子认为，夏禹以前是大同社会，就是不是家天下的，然后夏商周是家天下延续着四千五百年以后，家天下再取消了，再发展起来又进入大同。所以现在我们先奔小康，小康后面就应该是大同。大同，在孔子那里叫大同社会，在马克思那里叫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中国为什么把政治哲学成为主流这跟产生的哲学的背景不一样。西方的背景是，贵族吃饱饭没事干在那里聊天，互相揭露对方的缺点形成一个逻辑性比较强的，探讨一些抽象问题。

按过去的说法就是坐而论道，中国不是的，中国哲学主要产生于春秋战国的乱世，在乱世的时候它就考虑天下为什么这么乱，怎么做才能不乱，这个，考虑这些问题。于是就是诸子百家，提出各式各样的治理天下的意见，这些意见就是，就逐渐地形成政治哲学，所以政治智慧就比较丰富一些。另外这个政治智慧呀，应该说哲学家提出问题，政治家去实践，哲学家提出方案设计一个方案，政治家去实践。实践的结果怎么样，它就在历史上都表现出来，于是历史学家就去总结它的情况。所以我们这个政治智慧是，哲学家、政治家、历史学家共同合作的结果，是非常丰富的，既然有深刻的理论，又有丰富的资料，是不可替代的。

有几本书可以提出来向大家推荐，比如说唐太宗命令魏征去编个书，叫做《群书治要》，群书，群众的群，就是唐代一线的典籍，他都收集起来都看，看了以后，里面对治理天下有参考意义的，特别重要的内容都摘出来，摘出来，编成《群书治要》，这全书大概50万字。

这个唐代编出来，到五代的时候就乱了，乱了就丢了，到宋初的时候找不着这个书了。后来呢，日本在唐代的时候，遣唐使，派到唐朝来学习的人，把这个《群书治要》抄回去，抄回去放在皇宫里面。日本的天皇没有改朝换代，没有改朝，一直是天皇，它皇宫里面的东西都没有破坏。所以到后来，它那里那一本，就是《群书治要》，又抄一下，弄到我们中国来，中国来，我们《四部丛刊》里面，就收了这个书。它的选择我认为是高水平的，因为魏征本身就是个政治家，政治实践家，他又是哲学家，所以他很有见解。他编过《隋书》，应该说也是历史学家。所以他收得很讲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