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文涛：中国人的骨子里都有一个“江湖”

许子东：我在应对，而那个老李他不看他比他更成熟表演的，但是实际上你们已经分析过了，他也知道这个镜头在拍，知道这天他不在求他，他不像我们想象的一般你去办公室看到公家人员你手在发抖，在求他，没有在求他，他在批评他，他批评他背后有你知识分子的视角在支撑他，可是那官员态度更好玩，一直在看镜头。

徐童：现在是一个粗陋的年代

徐童：但是关键是他差就差在哪？他看镜头他也没演好，看镜头你也得是应当演个好官吧差不多。

许子东：他认为他这个就是他的责任了。

徐童：人就是这样。

窦文涛：你看他的这个反映我就觉得他跟这个底层劳动人民生活在一起就有感情，真的，你看你就会觉得就是说为什么你不站起来跟他说话，老实讲你看我没有跟他这个我就会觉得这是很自然，平常政府里头不都是这样一种老百姓站着，这坐着。

许子东：不，我还觉得他不自然，我觉得那个去讨说法这个老人还得更加害怕，在我的印象里边还得更加颤抖的来求他，我自己到什么，不要讲他了，我自己去找一个行政单位的领导谈一个我的什么事情的时候，我都得哪有什么，我站在那边跟他讲理，开玩笑，你一讲理你就完了。

徐童：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一个我就在这小说里我也说了，我们现在真的是一个粗陋的年代，就是我们粗陋对待别人，别人也同样粗陋的对待我们，我们现在人与人之间关系就是这种感觉了。

许子东：我们粗陋到已经很精致的地步了。

徐童：对。

窦文涛：你说的这个粗陋我也挺有感触，就是因为只有他比我们了解的多，你生活在这样的地方，我一直记得我们家一个亲戚，他就给我讲，就是说我们两个经常在聊一些国家的事，或者是这种社会问题，他总是说他说你们这个完全你不了解工厂里车间里是什么样，他说你们都是知识分子，他说就你们还讲理，他说这个你知道我们工厂里那这个说几句话句句都是生着气，他说那个地方都是一种谁打得过谁，甚至就是这么一种很粗鲁的粗陋的一种交流方式，就说你以为你跟一个车间主任是可以静下来讲讲道理，就是所以说这个生态他就比较熟了。

徐童：是，你比方说你看像刚才这段，其实前面刚才没放全，还掐了一段，这段戏的第一个镜头进来的时候是两个人去进残联，上残联那个大楼，这个片子每次放到这的时候尤其是国外都会笑场，他是用笑场来抗议，抗议什么呢？牌子挂的是残联，两个残疾人那么吃力的走路，他那个二楼，他那个接待的那个办公室一定要设在三楼，就是我的镜头一开始就跟着他们后面，因为纪录片是跟拍嘛。

许子东：根本就不是为残疾人。

徐童：就不知道是给谁设计的，反正总之你看像这种东西就是一个很小的细节我们就看到根本就是不为人考虑，其实粗陋的本质，所以那镜头拍的就是他俩一凳一凳的非常艰难的，上到一半还得歇一会儿，那个柱双拐，那个腿是小时候住在羊圈里边把腿压的变成不会直了，半圈着，那看着是让人揪心的，但是我们的残联的大楼就是这样设计的。

窦文涛：我倒是想问问你，为什么最后拍着拍着你就他们这些人住在一起？

徐童：也是这样，就纪录片的拍摄肯定是跟人物生活在一起的，这是一个也是我拍片的一种方法。

许子东：是你特别的一个方法，不是说一般纪录片都这么拍吧？

徐童：大部分纪录片也有这样拍，但是这样拍可能不会像我持续这么长时间，甚至于我甚至觉得。

窦文涛：你之前生活多长时间了？

徐童：比如《算命》大概拍了一年，但是现在拍完之后我也离不开那地了，现在就一直在这个镇子上面一直住到现在。

许子东：在北京？

徐童：在燕郊，就是属于是河北的，跟北京挨着。

窦文涛：你在那租着房子吗？

徐童：租的，以前是租，然后后来现在的话就在那弄了一个工作室，就算是有了一个自己的立锥之地了在那可以编点片子。

窦文涛：所以我这次感兴趣的就是他看到我们平常没机会看到的东西，你比如说你这对这个残疾人算命的和他这个老婆，我觉得中国有时候有句话叫做贫贱夫妻百事哀，但是你知道我看他拍的这些个城乡结合部这些边缘人的生活，一方面你说贫贱夫妻百事哀是你作为观看者，你觉得这个生活在像一个垃圾堆一样的地方，怎么可以这么样的乱七八糟，那个锅都是黑的，就是可以另一方面你真的进入之后你又觉得你也不能用这种视角去看，他也是过着跟你一样的人的生活，也有他的快乐，也有他的滋味，这让我很混乱的感觉，你又觉得是一种你没法忍受的。

徐童：因为我觉得好像这种生命这种真的像野草一样，在那样的地方他有他自己的一种生长的方式，有自己的一种活法，这种活法如果真的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比如像珍宝岛写到很多人死去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