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海林：中印边界问题 不会因拖延自动消失

在这个过程中，假如一个国家认为，我是处于下降曲线的，有些国家知道自己处于下降曲线的，这点毫无疑问，他看到他的对手处于上升空间，他会意识到，随着时间的推移，未来两国的差距会越来越大，这种差距越来越大的过程当中，你再去解决，会比现在难，所以我就宁愿现在解决，而不要把这个问题放到以后，他的焦虑心理很明显。

在我们国家的周边，特别是在海上是有这样的国家，自身不能说是弱国，算是强国，但是他不能保证十年以后还是，所以我宁愿现在。

梁茵：特别是单单靠自身的力量。

叶海林：对。要么我把一个更强的对手引进来，要么我趁你现在还不是什么真正的强国的时候，我对你下手，还有一些国家，他也在发展，但他很明显的知道，他的发展的可能性是有极限的，达不到一个更大的高度，就是因为国力的大小问题。

梁茵：跟他的对手的发展去抗衡。

叶海林：实际上，他未来这种战略事情会越来越明显，这个情况下，他也愿意现在解决，我们看我们在海上的很多争端，都跟争端所谓声索国和中国，对各自的发展趋势的看法不一样，但中国和印度不同，中国和印度都认为未来属于自己，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都认为，再经过十年，我们这个世界，我所占的比重，我的发言权和我能够发挥的作用会完全不同。

所以在这样的两个国家之间，你要把这个问题留到未来解决，这个想法不难做到，因为双方都会认为说，我现在争不值当，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未来我条件更成熟的时候，我会更好的解决，所以这个想法很容易就成为一个共识，但是这个的想法其实蕴含着一个危险，就是这里面必然有一方是判断错误，是两个国家都是上升空间的，但是上升的速率不可能完全一样。

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个比较优势问题，谁的上升的空间更大，实际上相对于对手来说，他是上升的，而对手是下降的，如果在这个情况下，实际上还是相信，我一定会将来条件更好，那是不一定的，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要看到，中印的领土争端，现在是因为双方都认为以后可以解决，而且以后解决可能对自己更有利，但同样的，还蕴含着一个危险，就是双方也都会出现这样一种心态，我不着急，慢慢等，将来我会有更好的办法。

但是如果你等待的过程中，不是在为解决积累条件，这个问题到最后你是绕不过去了，就是我们要看到，中印中的领土问题可以等待，但他不会被拖延到自动消失了，最后你还是要调过头来解决，所以要在等待过程当中去为解决积累条件，去创造条件，而不是说，好吧，等吧，那我们就十年以后再说，十年以后，如果还是这样的结构性问题，两国的国力发生变化的时候。

出现像中国海上争端的可能性是有的，我们不要认为说，这一次我们就很顺利，就意味着以后，凡是这样的事情我们都可以这么解决。

梁茵：所以我们也看到，胡尔希德这次来，带来的主要就是经济问题，现在印度希望，急于想跟中国解决的就是经济的贸易的逆差的问题，这个贸易的不平衡，在我们看来，或者从您的观点看来，容易解决吗？

叶海林：我觉得这里面涉及到一个，我们刚才说了，中印两国的战略互信只是建立到了，我相信你为我无坏，至少你现阶段不会做挑衅我的事情，但是也总还有别的证据，比如说印度国防现代化的指向问题，一有点什么新东西，就说这事能对中国形成战略平衡等等。

梁茵：我们中国的媒体其实也愿意做这样的对比和报道，我们愿意说，他们又在造中国威胁论。

叶海林：比如说，我们的航母试水很顺利的时候，我们就说他的很不顺利，其实双方都是有这种安全上的疑虑心理，这个不奇怪，问题在于，我们现在在看待经贸关系的时候，我们也有的时候会也这样的一种疑虑心理，我们中方有的时候会认为说，为什么中印的经贸不平衡，因为印度对我们的市场开放不够，我们想去的时候你对我们限制，我们能不能拿投资换贸易，就是我对你的投资更多一些，这样的话，我们贸易逆差不也就补回来了吗？

但是印度方面的想法和我们是不一样的，他的想法是说，你对我的市场开放不够，比如说我的制药，我的远程医疗，我的服务，我的软件设计这些领域，其实我的竞争力很强，你为什么不向我开放呢，但是他没有看到，其实对于中国来说，这些领域中相对的一些保守做法，不是针对印度，他是针对全世界的，因为我们自身在这方面确实有很大的问题，所以实际上，人和国家一样，都会有这样的一种心理，就是认为，你的行动是在针对我。

实际上，他们去换一个角度去想，他的行动可能其实没有任何针对特定外人的含义，他是在保护他自己，也有的时候，他是建立一种误判的，所以我想中印解决经贸问题，更重要是要消除对对方的经济上的安全焦虑，从这一步开始，至少双方认识到，一个法国企业在印度并不比一个中国企业更危险，同样的一个印度企业在中国并不比一个美国企业在中国给我们的冲击更大。

要有这样的心态，我觉得剩下的问题才能好办。

梁茵：但是这样，现在可能接受印度公司，可能比接受一个法国公司对我们来说更难，因为他在我们的身边，我们一直以来，长久以来有这样的思维模式，就是中印两个大国，我们的体量上，就人口上都非常的相当，我们总是去互相比较，在比较当中，就容易形成一种竞争的关系。

叶海林：其实这里面的问题就在于这个比较，你说如果是在公平环境下，我们比较一下谁更有优势，这是很自然，而且是一个值得提倡的事情，但往往这个比较过程当中，你带有了一种猜疑成分，就是你到我这来真的是进行市场投资的吗？还是你有什么别的想法，这样的念头一旦产生，你想把他消除掉是非常难的，何况现在双方的媒体都是一个开放和多元的时代，大量的声音，其实这里面我们可以说很多东西并不是基于现实的数据统计。

但是依然会出现，把企业投资行为和政府和军队的行为挂钩这种可能性，我们看到，两国政府的互信度应该说是比较高的，在4月15日以后，我们都看得出来，双方的军事上的沟通的顺畅程度也是比较令人满意的，但是在媒体上，在民间，其实中印的这种情绪时不时的还是我们能够感受得到。

印媒对华观点 多数是被西方灌的

梁茵：所以你既然提到媒体，我想多说一点，其实在媒体，在今天的很多国际之间的争端，问题上的，媒体其实往往起到了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非常大的作用，可以对于中国人来说，我们习惯于媒体经常是同一发声，但是可能在西方的很多媒体跟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怎么来辨识这种声音，或这种声音对于这个国际问题争端的，它的影响，怎么认识？

叶海林：我们要看到，关于中印关系，除了中国的声音之外，就是印度媒体的声音和西方媒体的声音，印度的媒体，虽然他的主流英语媒体数量很大，他的记者也不少，但是他们的观点基本上西方媒体灌给他们的，甚至于有很多报道直接援引美联社，路透社，这个现象也是有的。

因为他毕竟没有那么大的财力，在全世界去派驻记者，像这样的报道一定要正本溯源，回到说，谁是几个故事的讲述者，如果这个故事的讲述者根本不是印度，我们再去说印度对中国有恶意，其实这个事情是挺没有必要的，我们要看到印度的媒体，绝大部分的印度媒体是本地化的媒体，他是印度语的，这些媒体中很少出现关于中国的新闻。

就算是有，也就是把路透社的英文报道翻译成了印度语报道，仅此而已，我们真正影响印度公众的报纸都是地方报纸，这些地方报纸，中国人是看不到，而且跟中国也没有什么关系，我们真正关注的其实是印度的一小部分报纸，印度时报，印度斯坦时报，其实这些报纸在印度不是最多数公众看的，这是其一。

其二，我们要看到，媒体是有偏见的，因为没有偏见，他就卖不好，这件事情中国要理解，我们更多的是要看待印度政府的行为，而不是印度媒体做什么，我印象很深，就是当年曾经有这么一个案子，有十几个印度的公民在深圳海关走私钻石，被深圳海关查扣，印度的媒体，当时我刚好在印度，从电视台到电台到报纸，铺天盖地的说中国警察对印度公民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