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艺术家白杨文革时批斗会上被打致精神失常

2012年10月03日 17:59
来源：凤凰卫视

字号:T|T

0人参与0条评论打印转发

文革时白杨曾被逼疯咬烂自己胳膊

蒋晓真：杨沫是一个党性很强的一个党员，所以她在很多事情上必须要听领导的，所以的话，最终的结果就是北影拍了，所以有一阵子我发现就是，就是那阵子听到这消息以后，我就说我父母是应该情绪上还是比较低落的我觉得，因为像这种事，一个人花几年的精力，而且明明有合同，而且是在一个没名没性的一个作品的时候就开始做的事情，等到小说出版了，出了名了他们失去这个机会，而且花了几年精力，而且我妈妈应该说从表演角度来讲，也是非常有威信有地位的人吧。就说对他们打击应该是很大的。

解说：当时由谁来扮演林道静已经不仅是《青春之歌》剧组和电影局领导所关注的问题，《北京晚报》甚至发动了群众对林道静和其他角色的扮演者提意见的号召。

当时影片的导演崔嵬却极有主见，尽管杨沫已经向崔嵬表达了妹妹白杨属意林道静一角，但崔嵬仍主张镜头面前人人平等，要求白杨先试镜。

蓝为深：还放出空气让白杨去试镜头，跟谢芳比林道静，白杨没有去试镜头，白杨心里不太愉快，白杨有一次跟我讲，我说你为什么不去试，你凭演技，她说我那时候已经竞争不过她了，她年轻嘛，学生，她说我拍了那么多戏，没有试过镜头我照样成功了，为什么我现在去试啊。试了以后，他们本来就是试镜头，就是有人是他为做一点假姿势弄的，如果我要去弄以后拿下来那更没办法，所以她很伤心。

解说：在此之后，上海的天马电影制片厂请白杨出演了，《春满人间》、《冬梅》、《金玉姬》等影片，而蒋君超在与孙瑜合作导演了《乘风破浪》之后，个人再无完整的电影作品问世。

陈清泉：他这一辈子在上海以后，只拍过一部电影，这么长，漫长的一个时间里头只拍过一部电影，对于他来说，我觉得对他这个人，对他的青春，对他的生命，是一种浪费是一种耗费，白白地把他的青春，把他的宝贵的年华丢掉了。

解说：这座位于华山路978号的院落便是让当年许多电影人记忆犹新的“小白楼”，但是这里起初并不是蒋君超和白杨的新房，1951年初春，在一个喜鹊登枝的日子里，白杨确认自己怀孕了，尽管在过去十几年的青春岁月中，为了自己所追求的事业，白杨一直坚持不要孩子，但是在与蒋君超结合后，白杨却盼望着能有一个自己的孩子。

蒋晓真：我哥哥是1951年11月生的，就是我妈妈怀孕的时候当时，他们是住在一个公房，或者是公寓，当时要坐电梯才能到家的，但电梯晚上晚的话，就会没电梯，所以我妈怀着我哥哥的时候，就是差点就是流产，所以我爸爸就心疼我妈，到处找房子。

蒋晓松（蒋君超之子）：父亲、母亲他们写信给当时上海市市长陈毅，说我们要在上海安家，然后呢，想在上海买一栋洋房，陈毅是特批的，用我们现在话叫特批，这是在上海当时来说的，我们家是私有财产，自己的房子能够买下来，但这个钱主要还是我父亲的钱，还不是母亲的钱，可见的话当时能够在上海买一栋洋房的话，也不是一个太小的数字。

解说：三年后，白杨又生下了一个女儿，而白杨对蒋君超和白璐的两个女儿，也关怀备至，一家六口和乐融融，尤给小白楼增辉的是白杨家总是门庭若市，高朋满座，各国的电影明星每逢来到上海，总会到小白楼欢聚一堂，谈笑风生，1962年7月，周恩来和时任副总理的陈毅，也来到小白楼做客，当时除了小白楼的主人们还有明星秦怡、王丹凤、金焰以及导演郑君里相随。

蒋晓真：那天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我还没戴红领巾嘛，当时就说你戴红领巾了吗？没有，总理说，后来没有，那还是可以给我行个礼呀，我就做了一个少先队员的那个行礼，因为当时我还没入队，因为我是月份比较小，还挨不着入队呢，然后就坐在总理膝盖上，然后他们就谈笑风生，我当时印象就是总理和陈老总都特别特别的幽默，但是他们临走的时候，问我妈妈，说你们家有文史资料没有，我妈说有，他说你好好看一下。当时就是言者有意啊，听者无心，我妈妈并没有去看。

解说：在1961年10月出版，第二十二期《文史资料选辑》中，有一篇沈醉所写的《我所知道的戴笠》，当中提到和戴笠有过往来的社会上的一时风头人物，就有当时重庆话剧名演员白杨，但是此时的白杨，并没有完全领悟周恩来问话的目的。

蒋晓松：因为我对我母亲，我觉得她这个人啊，不像所谓的那么复杂，她是一个相当简单的人，一是一，二是二，黑是黑，白是白，所以当时她听了这个话的话，她根本没有在另外一个高度去认识，去想这个事，不是我的事，怎么会是我的事，我想这是我母亲，这是我的推测，是这么想的，所以因此她没有足够的认识。

解说：1966年的8月，当高音喇叭不断鼓噪时，红八月的狂潮已在上海的大街小巷蔓延，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名演员，名导演被戴上“三名三高”的高帽，揪出来示众，挨批挨斗。而与戴笠在重庆相熟，也就成为了白杨的头等罪状，文革之后的两个月，白杨天天都要去“上班”，在各种名堂的大小批斗会上，白杨每次都会被拖上台，有一次甚至在电视上出现情绪失控的革命群众揪打白杨的镜头。

秦怡：打的最厉害的一次就是我们剧团的人打她，剧团里头一个演员现在也死掉了，生病死的，把她头包起来，让她看不见是谁，打得出来以后，白杨一下子就好像疯了，我听他们讲的，那个医院里的医生跟我讲的，因为我儿子是有精神病，一年到头到精神病（医院）去，白杨把自己一个胳膊都咬烂了，一时都激疯了就是这样子。

蒋晓松：最终有一天我母亲一夜没回来，家里面红卫兵在等，然后呢，在天亮的时候我母亲回来，实际上我母亲那天实际上坐了一个通宵的公共汽车，在公共汽车上，公共汽车下，来回走，因为家里门口有红卫兵，回来以后呢，然后那天我记得很清楚，我因为一件小事，母亲回来以后，我还跟她拌嘴，我一把小钥匙，然后这个小抽屉里面的话，放着我一些东西，然后那把钥匙在我母亲手上，当时有这么一个拌嘴的过程，我还记得很清楚，然后呢母亲最终把钥匙给我，但是我在跟我母亲讲了很多比较激烈的话之后才给我的。然后母亲再到厂里上班以后，就没回来了。

解说：白杨被蒙上脸拖入黑牢时，她不会知道自己已经被列入上海市革委的十大要案之一，由权倾一时的张春桥的老婆文静亲自审理，而和她关在同一所监狱的除了演员赵丹，大作家巴金，还有原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市长曹荻秋，同一时间，蒋君超也被关进上影厂的牛棚厂达一年，每天做高负荷的劳动，最终导致心脏病发作，血压高到无法用血压计测量，只有送进医院。当他回到小白楼时，这里早已成为钻风进雨的凉棚，楼上的每一扇窗玻璃，都成了全国串联的红卫兵们掷石的靶子，没有一块是完整无损的，即使如此，小白楼里仍旧不缺少欢笑。

蒋晓松：我家每个星期有一顿饭，当时所谓的团圆饭嘛，家里人都得一块吃饭，就一个鸡蛋，这个鸡蛋打成蛋花，然后做蛋花汤，这个汤就叫穷光蛋汤，大家的话，就围着这个穷光蛋，这是我父亲这个发明，哎呦，这个汤多好啊，我父亲自己做，然后给它起了一个名叫穷光蛋汤，又穷又光它是一个蛋。

蒋晓真：因为我爸爸在小时候他没有时间跟我们一块，到了那个时候反而当时是一个就是工作，工作的一个父亲，就成了一个真的一个我们生活中，给我们很多的乐趣的一个父亲，一个好父亲，然后那时候我们就，他呢我们一般叫我爸爸叫老头，老头长老头短，都是叫老头。

解说：蒋君超曾在妻子白璐意外逝世后独自支撑起抚养两位幼女的责任，二十年过去了，在妻子白杨被关进监狱中音讯全无时，蒋君超不只是四个儿女的精神支柱，他成为当时一批年轻人的知心朋友。

蒋晓真：我们有一些小朋友，我们一个游戏呢，就是唱歌游戏，然后一点名，唱的出来吧，你唱一首，我唱一首，还有一个呢就是唐诗宋词的背诵，刺激的什么就说如果谁背的一句不错，然后谁背的最多，到多少，能背出多少以后，就有一碗奖励的阳春面，就这些这个过程中呢，就是一般这都是属于笑声不断的东西，都是找乐子，哪怕外面突然紧张了，你会听着外面的声音，但是里头永远在可能情况下，有父亲是这个的中心，跟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使我们的身心，就是后来，就特别感激，因为就是因为这些，所以回想文革的话，说实在，就觉得是能过来，能过来自己是一种财富，是一个生活的经验。

解说：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在上海的空四军的亲信也一朝覆亡，曾由他们插手的部门纷纷受到清理，白杨所在的监狱也不例外。1973年3月，白杨终于跨出了监狱的大门。杨沫曾这样描绘当时的白杨“一个瘦小枯槁的小老太婆”。

蒋晓松：那个演员很重要的是三个字，精气神，她这个神走神了，因为五年半对她的关押的话，时她很多东西把自己最美好，最锐利的那些东西都基本上就掩盖掉了吧。我记得非常清楚，那天的话电影厂告诉我们说，白杨要放出来了，父亲和我们都没有不敢释放我们的喜悦，哦，很平静。当母亲回来时候的话，我们没有，没有敢抱头痛哭，实际上离散这么长时间，母亲的话，看到我们的话，试图讲几句话，没有讲两三句话，嗓子就哑了，后来才知道，母亲因为在牢狱里面的话，她没有谈话讲话的对象，所以她的整个声带全都萎缩了。

解说：在家人悉心的照料之下，白杨逐渐康复，声带也恢复了正常，但更为关键的是，面孔中一度不满风霜的白杨，又找回了昔日的风采。

陈清泉：我记得她出狱以后，我们第一次见她的时候，她依然保持我们经常看到了，她的笑是非常甜的，她笑起来非常非常美，她出狱以后第一天跟我们见面的时候，就笑的跟我们点头仍然是原来的模样。

解说：1976年，文革终于结束了，上海电影局为白杨平反，对她所谓叛徒、特务等罪名予以否定。沉冤昭雪后的白杨在1978年春，应邀参加第五届全国政协会议，之后又飞身海外，辗转日本、美国、新加坡等地，为发展中外友好关系架起长桥，而身为演员的白杨自1982年，就全心投入了塑造宋庆龄这一角色的工作中。而此时一直守候着她的丈夫因为腿疾已经难于站立了。

蒋晓真：但是他和海有缘，他特爱游泳，所以当时1979年到大连，他游泳，老在泡在海水里天天泡，就一泡多少个小时，结果呢就受寒了就是这个腿啊，后来很多年就越来越糟，就站不起来了，基本上就坐轮椅的状态，这个时候我的爸爸呢，就是一直到他走12年，从来没有停止过，跟他的那个腿斗争，就是无论只要有可能看的医生，再苦的药，再疼的进针方法，他都试，试遍了，有的时候就针针轧下去，就是说扎得更深，起到什么作用，不管我不懂医不懂，就看他那个受罪他都能咬过去，但一个信念，我要站起来，我要站起来。

解说：蒋君超在年轻时最向往的，是能够周游世界，老年后意外的腿疾却激发了他一定要实现这个愿望的决心，他积极配合治疗并坚持锻炼。

蒋晓松：他很想周游世界，他有很多非常美好的，美国30年代的歌曲的旋律，他有很多很美好的那个，英国的爱尔兰的旋律，他想去看一下那个地方，然后再想在那里哼一下他那个熟悉的小曲。即使这样他最后没有机会了，当我有一些条件，我想给他创造这个机会的时候，可他走了。这是我觉得非常遗憾的。

解说：为了支持白杨的工作，蒋君超从未要求过妻子陪伴照顾，反而经常宽慰工作压力过重的白杨，在家庭的支持下，白杨最终凭借《洒向人间都是爱》成功塑造了宋庆龄，荣获第八届大众电视金鹰奖特别奖。1990年，适值白从艺六十年之际，蒋君超提笔为妻子写下“从艺六十年”就在大江南北再度掀起“赞白杨”的热浪时，这位早在1930年代就蜚声海上的“联华小生”早已淡出人们的视线。

1991年，蒋君超因病去世，这位被儿女们戏称为乐观的“老头”一家人的精神支柱突然离开。

蒋晓松：我觉得我母亲那种反应的话，都不是我自己想象中间那种反应。我母亲在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没有那个瞬间那种悲伤，没有，没有抱头痛哭，也没有捶胸顿足，好像很平静地接受了这么一个现实，但是她后来的话，我母亲也越来越表现出来了。蒋君超是圈中有名的爱花之人，他曾在创作才华受压抑时，把激情投入在小白楼的花园当中，文革病困时，又是园中仅存的一朵盛开的蓝色玫瑰花，给了他生的希望，他曾写道，有一朵花，对我格外情深，这朵花，永远开放在我的心上。而他也用一生爱护和守候着这朵花。蒋君超辞世5年后，在同样的花园中，白杨也种下了一棵蓝色的玫瑰花。1996年，在家人关爱和注视下，白杨平静地离开了人世，在另一个世界，小白楼的主人，也是蓝玫瑰的主人，却终于能够团聚了。

曾子墨：蒋君超曾写过一篇名为《花忆》的文章，回忆在家人失散，缠绵病榻的文革岁月，当他看到孩子们手捧着小院里仅有的一朵蓝色的月季，那阵阵感伤却又喜出望外的情味。他说，就如同早期《天方夜谭》影片中的细节再现，只要闻着“蓝玫瑰”的香味，你将忘却一切，忘却一切。1994年，蒋君超辞世三面，四个儿女也在不同的国度工作和生活，小白楼里只剩下白杨一人，这个曾被周恩来称赞为“开不败的鲜花”在文革中“零落成泥”饱受摧残的白杨，在国兴花发的新时期，迎来了艺术之花的再次绽放，此时的小白楼重新修葺一新，园中满栽着“蓝玫瑰”“美人蕉”“石榴花”同样爱花的白杨写下了一首小诗，献给她曾拥有过的至纯至真的爱情，和她无怨无悔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