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艺术家白杨文革时批斗会上被打致精神失常

2012年10月03日 17:59
来源：凤凰卫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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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晓真：因为我父亲在香港家里几乎也就是一个像现在要形容的话，几乎就像左翼人士一个点，因为他在那边帮助过很多人去延安，在那边因为有白璐本身的话，跟这些进步人士非常近。我父亲一般在外面张罗的比较多一点，白璐可能这方面更做多一点。他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应该是廖承志率领的有一些人到香港去做那个统战工作。所以我父亲那边就有一个点，我姐她们都记得，就是说小时候就记得，那个冰柜里放满了水果，因为他们这些人都要来了，然后在那儿高谈阔论，然后水果畅吃。

解说：在这群左翼文艺工作者当中就有白杨。

蒋晓真：应该是我所知道的，他们第一次比较近的接触，这个时候听我姐姐说，我父亲曾经说起，就是我妈妈应该说对我爸爸当时就非常好感一个人，还就是送过他手表。当然了因为是我爸爸帮助了，帮助了这些影人。

白杨曾因《十字街头》被泰晤士报称为“中国嘉宝”

解说：白杨早在1930年代就因《十字街头》被泰晤士报称为“中国嘉宝”，在抗战期间的蓉城，又因出演《屈原》、《天国春秋》等进步戏剧，成为赫赫有名的话剧四大名旦之一。但在1947年香港的这次会面中，白杨和蒋君超并没有过多的接触，白杨曾在白璐的葬礼上见到过伤心欲绝的蒋君超，因此即使在1949年的文代会，再次见到蒋君超，她和其他人一样，不相信他会有回国定居的打算。

蒋晓真：那时候他旱稻了刚解放时候那个欣欣向荣，人的精神面貌，他精神面貌非常鼓舞人，我爸爸是一个很有激情的人，所以在这个当时的那个状态的感染之下，和总理的邀请之下，毅然地抛开了他在香港洋房、汽车这一切，所有的一切。带着两个小女儿就回国了。

解说：凑巧的是，同一时期中央电影局也将白杨分配到了上海，再次重逢，蒋君超和白杨的关系随着交往的加深而愈来愈亲密，蒋君超最终采用了极为特殊的方式向白杨表达了心迹。

蓝为洁：我就提到了那个，你们那个，你们什么时候有机会你那么忙谈恋爱了，白杨很老实，说那个时候也不是什么谈恋爱，他就送了她一个纪念品，白杨很喜欢，就是一个金的一个松鼠，一个金的松鼠，那个松鼠抱了一个白的像珍珠一样的，白杨嘛，那个叫什么的，白杨一看，意思到了就领会了。

蒋晓松：我父亲叫蒋君超，实际上他的真名叫蒋云松，我是叫蒋晓松，都有一个松字，所以松鼠是他的某种意义上的一个象征一样。

解说：在新中国成立一周年之际，上海影剧界也传出了白杨与蒋君超缔结连理的喜讯，当应邀而来的亲朋好友用羡慕的眼光注视着这对新人时，他们的内心对未来的生活同样充满了喜悦，因为新中国电影事业正等待着他们去创造。

1956年，当上海电影制片厂的一些创作人员仍无法摆脱《武训传》风波的阴影，只能在“主题思想”、“最高任务”、“贯穿工作线”的“九宫格”内“强迫自己写大楷”时，白杨参加了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祝福》剧组，经过了几个月在绍兴的深入生活，白杨最终为这个鲁迅笔下最为人熟知，也最难于把握的旧社会悲剧女性赋予了血肉情感。

电影《祝福》不仅让白杨在第十届卡罗维·法利电节获得特别奖，在1957年春天，《北京日报》举办建国以来首次观众投票评选电影演员的活动中获得了“最受欢迎演员”的称号。

蒋晓松：那时候从建国开始，一直到她最后走的时候，她始终是保持中国的电影界，起码从女性的第一把交椅，有很多的我的很多阿姨呀，很多我觉得电影界，值得我崇敬的很多老师、明星，但是客观来讲，查一下中国电影的解放后的年谱，就是我母亲是第一把交椅。

然后因为我母亲的这个地位，反过来又决定了我父亲啊，他的位置的话，反而成了我辅佐我的这么一个角色。我母亲明天发个什么言，然后要写本什么书，或者做一篇怎么样的文章，或者她明天要去怎么一个表演，之前父亲啊都会去为她效力，写东西也好，看她的表演也好，有的时候也把我和我们，我的姐姐妹妹们一块叫过去看我母亲的表演，让我们提意见。我父亲他是导演，导演不在第一线，也是很符合我父亲的性格和他的职业。

解说：1957年，蒋君超与孙瑜合作导演了电影《乘风破浪》，这部影片一经放映，立刻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海外的观众看到片中令人耳目一新的女性形象，激动不已地向主创人员写来感谢信。

孙栋光（孙瑜之子）：因为我父亲当时已经57岁了，蒋导演比较年轻，所以有很多具体的工作，或者是在现场的指挥，调度，大部分都是蒋导演在很辛勤地在工作，包括对演员的一些讲戏，一些规定情境，人物怎么样，蒋导演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他说话也是很温和的，也不像一些导演很大声地说话，或者是对演员有时候会横加指责什么没有，他还是很谦和的我觉得。

那时候对我们也比较关心，因为我记得在拍《乘风破浪》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也，季节也是等于是颠倒了，我们等于是冬天拍夏天的戏，夏天拍冬天的戏，当时的情况跟现在比起来比较艰苦多了。那时候我记得冬天拍戏，就是在大木桥41号，有一场我从那个船上掉到黄埔江的戏，就是在冬天拍的，就在大木桥挖了一个大水池，上面搭一个景，搭一个船舷，我从上面扔缆绳就掉下去，从冬天掉下去，就跳河里了，掉到那个水池里面我就一下全蒙了，没想到冬天的水是那么刺骨，一下全身都不会动。蒋导演都非常关心，马上喝姜汤，拿棉被裹起来，送到洗澡堂里面去了。

解说：但蒋君超自从香港返沪之后，事业的发展并不像白杨那样顺利，他满怀激情地投入每一次电影创作和筹备，但是每一个计划实施起来都是困难重重，通常一番努力之后他得到的却是拍摄任务取消的结果。

秦怡：没有给他什么任务，因为那个时候都是任务，那个时候不是说我要拍戏就拍戏了，都是厂里头一年有八部片子，这部片子谁谁谁谁谁定了，导演定了，或者是领导定了，你就不能说什么。除了极少数人可以推翻，像张瑞芳同志什么可以推翻，她不愿意演，我不演就可以，别人都不会这样，没有人可以这样。就是给你这个什么角色你就去演什么角色。

陈清泉（原上海市文联党委书记）：他是导演，他的名义是导演，他自身也是导演，这个在花名册上都有的，我这里还有通讯录都可以看到的，他排在导演里面了。但是就不给他导戏啊，那个不是要讲阶级路线吗，这个出身好的，导演水平不高的，把他放在导演的位置上让他去锻炼，这种出身不好的，这种又是从海外回来的，那就晾一边吧。

解说：没有片子拍，没有戏可以导演，蒋君超却仍然不放弃艺术创作，他写文艺评论，做笔记，把每一个灵光一现的创作火花和对电影艺术的感悟都记录下来。

蒋晓真：他是一种持续性的，就像一个热情，一种创作欲望不能溢出来一样，不一定说是搞一个本子，搞本子时候你就看往往是写生嘛，讨论，那个时候比较热。但是他那个熬夜，你看到过，他的日常生活中在不声不响在做什么你也看到过，应该说是那种，就像一个脑子一直在转，只是用不同的形式表现那种。

解说：1958年，举国上下吹响了大跃进的号角，各行各业，各条战线都在高喊“鼓干劲，争上游”，蒋君超和白杨也希望能拍摄鼓舞人心的电影，塑造革命者的形象。就在此时，蒋君超独具慧眼发现了一部尚未出版的小说，他甚至比原著作者更有信心这部小说的成功。

蒋晓松：本来是一家人，我母亲和我的阿姨，也是我母亲的姐姐杨沫是很好的关系，解放前我母亲在支持杨沫方面，实际上她作为一个妹妹，她做了很多很多的事。解放后，父亲和杨沫也是在文化艺术交流方面，思想交流上也有很好的交流。然后当时的《青春之歌》，杨沫在写成这本书以后，首先呢是和我母亲和父亲讲，当时杨沫的想法是，就像家里，自己家里人一样，请我父亲导演，请我母亲主演林道静这个角色，而且我父亲母亲也投入了很大的感情，投入很大的时间量。

解说：当时上影厂已经将电影《青春之歌》列入了生产计划，而为了改编《青春之歌》，蒋君超与原著作者杨沫反复讨论对剧本不断修改，但是当杨沫把妹夫蒋君超所改编的剧本交给电影局领导审阅的时候，电影局已经把《青春之歌》的拍摄任务交给了北京电影制片厂，当时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提出，《青春之歌》应有杨沫自己来改编，她有生活，并且更熟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