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正不屈遭康生暗算
刘国光（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研究员）：孙冶方从一开始就说我不准备检讨，你们不要批年轻干部，这是我的观点，我不检讨，我是打遭遇战，打遭遇战我准备材料，准备反击。
何建章：他说本来我没有准备，今天是遭遇战，今天是遭遇战，我迎战，所以我始终认为他是中国经济学界最有骨气的。
解说：1966年《红旗》杂志陈伯达以《内部未定稿》形式印出孙冶方“利润指标”以及《论价值》等四篇文章，针对文章中提出的“社会主义经济应该以利润带动一切，国营企业应该独立自治”等观点，主编陈伯达说他是“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孙冶方被停职反省。
冒天启：基本上取消他一切领导权也没有了，读文件权利也没有了，就是交代问题了吧。
张卓元：说他这个观点是修正主义的，是把资本主义的原则，想搬到社会主义中来，想让社会主义经济退化变质啊，可能最厉害的就是说你想复辟资本主义。
冒天启：他公开讲我现在是赤膊上阵，赤膊上阵公开和你们进行斗争，要在阶级理论上的是非问题，不能没有一点胆量，所以他也讲得很尖锐，给他过答辩权。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就不给他答辩权了，那时候还给他一些答辩权，他搞学术研究不在于批判，而在于批判者答辩，试图给答辩权，我不怕你们的批判，但是你要给我答辩权。
解说：对于孙冶方的顽固，陈伯达、康生等人十分气愤，他们抛出所谓的“孙冶方、张闻天反党联盟”把追随他的人统统打入“联盟”，全部批倒，下放劳动。1965年秋，由于孙冶方“态度恶劣”，被撤销经济研究所所长职务，下方周口店“劳动改造”，同时在报纸上宣布他是“中国经济界最大的修正主义者”。半年后，文化大革命爆发，他们又被召回北京继续参加批斗。
张卓元：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那次在经委礼堂，就国家发改委的那个礼堂，现在还在，月坛北街，那个很大的礼堂，1000多人呢可以放电影，在那里开了大会，那个时候张闻天和孙冶方两个人，都坐喷气式，然后在会上就批判发言，然后就呼口号，可能背后还插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还是什么什么的等等之类的东西，就这样，然后就那次开到后面，张闻天顶不住了晕倒了，倒在地上。倒了以后就扶着他，把他扶到后面去了，到后面孙冶方倒还行。
解说：批判持续了一年多，孙冶方依然没有改变自己在经济学上的观点。
赵人伟：他不认错，你批你的，晚上我回家照样写文章。
张卓元：他就认为他是对的，这一条所有人都佩服他，从不讲违心的话，我这个观点你们这样批我，我反正没认识到，我还是这个观点。
冒天启：他明确讲要稳坐钓鱼船，静下心来做自己的研究，写反攻文章，绝不能被他们的各种部署活动打乱。
解说：1967年4月4日孙冶方被捕入狱，送往秦城监狱，罪名是“苏修特务”“里通外国”。
冒天启：进去以后先给他发的大免裆棉裤，4月份天还凉，给他发免裆不带裤带的棉裤，一个对襟破棉袄也没有衬衣，给他窝头白菜汤，他实在吃不下去，第二个礼拜他不够吃了，到第二个礼拜他说窝头也很香，不够吃了，每天领饭去的时候，一个手里提着棉裤，一个手拿着碗，他们这些人还是很刻薄的。按孙冶方回忆那很刻薄的。
沙尚之：连毛衣都不能拿进去，怕他上吊，毛衣会拆成线，眼镜不许拿进去，说有玻璃，就是这样的，他是非常高度地孤独的，高度地警戒的这样一个地方。
解说：老伴洪克平并不知孙冶方去了哪里，甚至连他的死活都不知道，她想办法向上申诉打听，但一切都是徒劳，这一等就是六年，六年后洪克平突然被通知，可以到秦城监狱探视。
李昭（孙冶方养女）：我就买了几块黑颜色的巧克力，我知道他爱吃我就买了几块，我说洪妈妈你把这个也带去，补充点营养吧，这样子洪妈妈就带去给他，看了。看了以后呢，回来以后我说怎么样，她说他见了我半天都说不出话来，她说上海话叫像傻瓜一样，过了好久他才说，哦，你还活着，慢慢地，因为他没法跟人交流，说话语言表达能力都出问题了。
解说：入狱后的孙冶方不能交流，但从未停止过思考，最初，他对两个问题反复思考，第一是自己的行政领导工作，第二是自己的理论观点。前者他坦认做的不好，而对于后者他却越来越自信，从批判者前后矛盾无法自圆其说的批评中，他更坚定了自己的观点，之后，孙冶方决定努力活下去，这样才有机会传播自己的观点，他每天坚持打太极，坚持把难以下咽的窝窝头，咸菜都吃光，坚持在每天一次的放风时间里，多呼吸一些新鲜空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