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天启：毛主席讲，读《政治经济学》讲，赞成斯大林的说法，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编写，应该从所有制开始，于光远那个本子从所有制开始，孙冶方说从所有制开始研究问题不对，应该从整个的社会产品研究开始起，一种是以暴力的观点，以政治的观点解释经济问题，一种是用经济的方法来解释经济问题。
张卓元：体系不一致，里头的观点也很不一致，他整个社会主义经济论的主线也很不一致。这个主线源于哪里呢？就1956年第六期发了孙冶方一个叫，《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基础上》一个文章。
坚持利润挂帅 被批“中国利比尔曼”
解说：1956年《经济研究》第六期，孙冶方发表文章《把计划和统计建立在价值规律基础上》。在这篇文章中孙冶方开宗明义提出，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协调发展，必须建立在价值规律基础上。
张卓元：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这在当时这个标题本身就吓人的，就觉得非常之新奇的。
冒天启：他直接是实际上批评了斯大林否认价值规律的作用，否认计划工作中间价值规律的作用。
张卓元：那么这个文章最后，他有个后记，说我写这个文章受了吴绛风同志的启发，吴绛风就是顾准，就是顾准嘛。
解说：顾准，原名吴绛风，被后人称为“中国市场经济第一人”，20世纪30年代，孙冶方任江苏省文委书记时，与这位天才般的人物初相识，解放后两人共同主持上海经济工作，后来，顾准在三反五反中落马，来到经济研究所。对于这位江苏老乡，孙冶方给予了旁人难有的赏识、宽容与接纳，很快顾准离开，而当他1962年以摘帽右派身份回到经济研究所时，孙冶方再次接纳了他，同样被接纳的还有庐山会议后，被贬官的张闻天、骆耕漠等人，他们都参与了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论》的编写工作。在编写《社会主义经济论》的过程中，孙冶方及时地就经济生活中不当现象发表观点，写成内部报告呈递中央。而为他带来最大影响的就是那篇名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中的利润指标》的文章。
张卓元：当时社会上正在批什么利比尔曼的建议，批什么利润挂帅啊，那么你这个主张呢，不是等于就是顶风了嘛，顶风而上了等于，那么所以当时包括我们参与讨论修改的人，后来想来想去还是不好，当时我们找了两个人，一个桂世镛、一个尚启炎，代表我们所谓年轻人到孙冶方家里去劝他，这个报告不要往上冲了，就做一个备忘录可以留下来。
解说：孙冶方没有听从弟子们的劝告，他当场反驳，我是研究经济学的，又不是研究气象学的，不懂什么风声，但此时，政治气侯已经紧张，孙冶方却依然心无旁鹜，对于自己的《社会主义经济论》坚持到底。
张卓元：他对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充满信心，而且是所向无敌，别人要提出不同意见他要跟人争辩。
冒天启：组织一个大班子，组织大班子反复讨论，反复讨论分头执笔，最后大家集中起来搞了一稿二稿。
张卓元：当时有一个叫何桂体系，就何建章、桂世镛我也参加了，当时有五个人，按照他的设想搞了一个体系，这个书应该怎么写，然后别人又弄了一个体系，然后这些体系都弄出来大家讨论。
解说：孙冶方为他的《社会主义经济论》，设计了一个富有激情的导言，叫“我们的时代”，他想开宗明义的宣告，在那样一个时代，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肩负着什么样的历史使命。然而，远大的理想禁不起现实的摧残，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带来的是三年严重的自然灾害，写作组面临的第一个困难就是饥荒，主副食短缺，暖气时有时停，孙冶方拖着患肝病多年的身体，和大家夜以继日的工作。
张卓元：当时比较大的困难，应该还是生活上很困难，我记得我们在党校，中央党校，住在那里写东西的时候，好像都没有什么菜吃的，就吃那个白菜帮子做的菜，所以也很清苦的。
解说：1961年5月，110万字的《社会主义经济论》初稿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