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纸笔打下85遍腹稿
最初，孙冶方经常被提审，只要一有机会跟人说话，他就滔滔不绝地讲他的经济观点，希望书记官能够把这些记录下来，流传到外界，然而他发现审问他的人，对这些根本不感兴趣，后来他决定撰写《社会主义经济论》，牢房内没有纸笔，他就为他的书打腹稿。
冒天启：他讲政治经济救了我的命，没有这个政治经济学提纲，我在监狱会疯的会死的，所以他出来跟我算了一下，85遍，七年85个月，85遍，他一个月系统的过一遍，一个月过一遍，有些提纲写到那个小糖纸盒上写几个字。
沙尚之：所以他在监狱里面一刻没有停止过，没有停止过他的理想，没有停止过他的思维。他自己练内功一样的，把自己的论点滚瓜烂熟地想，反反复复地自己批判自己，驳倒自己，能驳倒吗？不能驳倒，然后是这样吗？这个不好这个该修改，他就这样一种方法，这个很不容易，他的腹稿打了七、八十遍在监狱里面，这个没有坚强的意志，没有这样一种理想追求的人是绝对做不到的。
解说：1975年4月份68岁的孙冶方被批准出狱，在汽车上，工宣队队长警告孙冶方要“老实做人”，他当即表示我是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变自己的观点。八个月后，一手策划关押孙冶方的康生病逝于北京。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在好友陈修良家暂住的孙冶方喜出望外。
沙尚之：孙冶方开心的要死，他的肝是不可以喝酒，他就买酒来的，在我们家里买了一点东西就喝酒，就喝酒就乐的不，上海就开始有游行，群众自发的叮叮咣咣的游行，这老头就跟着后面就跑，老先生像个小孩一样，他就跟着那个游行队伍后面跑，他去分享那种喜悦，去了解人民的一种想法。他也发泄宣泄自己对四人帮的这种仇恨。
解说：孙冶方期待好时代的到来，也为好时代的到来做着各种准备，他开始学习德语，说是要看马克思的德文原著，他在街头与邻人交谈，了解他们的想法。他前往桂林、贵州、兰州等地考察，与何炼成等各地经济学界人士交谈，看看中国的经济现实到底如何。1979年全国第二次经济理论研讨会在无锡召开，此时，距离第一次价值规律大讨论已经整整过去了20年。
张卓元：还是以前的那些观点，主张什么价值规律啊，要重视什么两种所有制情况下发展商品生产啊，那个重视价值规律作用，讲究规律效果啊等等，还是这些。
解说：开幕式上薛暮桥讲了“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孙冶方讲了“五不怕”，不怕受批评，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杀头。会议结束时，薛暮桥强调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而孙冶方强调还要继续提高理论水平，讲完后两人相视而笑。这次会议被称为经济学界的“解冻大会”，会后，孙冶方和薛暮桥将会议上的主要观点归纳成篇，提交国家计委、社会科学院党委等部门。几个月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经济翻开新的一页。
这是孙冶方生前留下的，唯一一段活动影像，1979年9月，孙冶方被查出患有肝癌，住进了北京医院，经济研究所向孙冶方本人封锁了这一消息。但迅速成立由吴敬琏、张卓元、冒天启等负责的学术小组，抢救他的《社会主义经济论》腹稿。
冒天启：吴敬琏、张卓元还有几个同志，我们一块来直接写，他口述在病床上直接记录，抢救他的社会主义经济论。
张卓元：他也有一个特点，他跟薛暮桥是一样的，他说我的文章要自己写的，我不要别人替我写的，所以呢我们也不敢明说，他一个学者往往就是这样嘛，往往东西要自己写，不要别人替我写东西，所以呢我们讨论也就是讨论讨论，完了搞点成果，或者是他原来的那个东西帮他整理一下。
冒天启：后来又一天晚上我陪他住床，那时候已经快已经病危通知下达，“马列全集你要全读，那是你看家本领，另外你要想办法能到莫斯科苏联去看一看，中国体制从那过来的，看看体制到底怎么变化的，那里怎么变的，中国应该怎么变，另外想办法到能不能到宏观经济部门去待一待，从宏观上了解了解中国经济情况”，他跟我谈这些。
解说：写作组转战北京、青岛、北戴河等地足有四年之久，但最终还是没能完成那本《社会主义经济论》。
吴敬琏：他的理论的内在结构我感觉是有矛盾的，一方面他的经济学是从年轻时代，在苏联受的经济学教育，是经过了反托洛斯基、反布哈林，所以是一个斯大林那样一个经济学的框架，也就是说按照计划配置资源。另外一方面呢，他从他的家庭和他在苏联的感悟，和他对中国1956年建立起来的体制的一些批评意见，又使他倾向于市场。
冒天启：他还是赞成斯大林对商品生产交换的原因，是两个所有制之间的交换，不同所有制之间的交换，那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间的交换是两个不同所有制。所以他认为这个交换是一个商品交换，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交换，在全民所有制内部不存在商品生产，这是他整个理论体系中很大难以克服的局限性。
解说：1983年2月22日孙冶方在北京去世，终年75岁。遗嘱中他这样写道，我死后，我的尸体叫医院做医学解剖，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留骨灰，不开追悼会，但不反对经济所的老同事，对我的经济学观点举行一次评论会或批判会，对于大家认为正确的观点希望广为宣传，但同时对于哪些片面的、错误的观点，也希望不客气的加以批判，以免贻误社会。
张卓元：提出了一整套理论观点，还带了一批人，马洪，以及后来的，现在国务院发展中心，那个原来主任叫孙尚清，这也是跟着孙冶方，现在在经济学界里头比较活跃的人，包括吴敬琏、刘国光啊，前一段董辅礽啊，这都是当年孙冶方手下也是很重要的人。
吴敬琏：他的贡献主要的并不在于，他有一个理论体系，而在于他具有这样的勇气，对这个传统的僵化的理论，不顾个人安危的提出挑战。
冒天启：我有一次替孙冶方领奖，我说老一辈经济学家，他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在撞击敲打着改革开放的大门，至于领进门以后所发生的一切变化，他们并没有预料到。
曾子墨：孙冶方去世4个月后，在谷牧、张劲夫、薛暮桥等55人努力下，“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设立，以鼓励那些和孙冶方一样，敢于挑战权威，勇于探索新知的人。两年后《社会主义经济论稿》出版，论稿收录了孙冶方生前重要文章，也将他在监狱里，默念了85遍腹稿的内容一一罗列，论稿的出版一方面是为了纪念孙冶方，为新中国经济做出的勇敢探索，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让后人更好的了解、研究、批判他的原有理论，这也是孙冶方的遗愿。
感谢您收看《我的中国心》，下周我们再见。
“我死后，我的尸体交医院做医学解剖，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留骨灰，不开追悼会。但不反对经济所的老同事对我的经济学观点举行一次评论会或判会。”——孙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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