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危受命 破解香港头号难题

唐英年说,回想2003年，刚刚从亚洲金融危机的风暴和美国9·11对全球经济造成波及的重重阴影下挣脱的香港经济，又在SARS的重击下跌至低谷，就在伤痛未平、经济低落之时，当时的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又因为"购车避税"的风波于7月16日辞职。一时间，香港新财长的人选，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也就是从那一时刻开始，唐英年的政治生涯迎来了又一次重大的转机。

唐英年的胜出，被一些媒体评论为跑出了"一匹不是黑马的黑马"，虽然出人意料，但以其在工业界和商业界根深叶茂的资历，却也在情理之中。然而回顾唐英年与董建华的那一次谈话，或许同样出乎不少人的意料，对于当时人们普遍以担忧论调谈及的香港经济，唐英年的看法颇有些与众不同。

唐英年：那个时候我跟董建华先生说，实际上香港的经济基础是不错的，我跟他分析，在2003年1月份和2月份的时候，出口数字已经有可观的增长，第二通缩的数字也有改善，第三就是经济也开始慢慢地有增长，SARS实在是一场意外，所以我想反弹的力度应该是会不错的。

吴小莉：您在接这个重担的时候，其实还是很理性地接受了挑战。

唐英年：是的，虽然人家说情况非常严峻，但是严峻在哪呢，我看见还是希望，因为那个时候CEPA刚刚签署好，所以一定要抓住这个发展经济的机遇，抓住内地全力建设小康社会对香港带来的经济上面的机遇，更加重要的，就是对香港市民这个奋斗的精神也有更大的信心。

吴小莉：你这样说他是不是也放心了很多，你跟他这样分析了以后。

唐英年：他不放心，因为那个时候的确情况非常严峻，通缩，经济有负增长，财政状况又差不多有GDP5%的赤字，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赤字，再加上失业率是历史的高峰，所以对他来说呢这个挑战是非常严峻的。

吴小莉：回忆一下，写第一份报告的时候最难的地方在哪里。

唐英年：我想那时最难的工作，是要在一个经济低迷的时候得到市民支持，

此时，香港经济正处在转型期，最令人关注的就是突出的两“高”问题：一是高达600多亿港元、占GDP5%的财政赤字；二是高达8.6%的失业率。其中财政赤字，更是被前任财长梁锦松称作是香港的头号难题和财长的头号任务，并且希望通过加税减薪的办法，在2006到2007财政年度，予以消灭。

而唐英年发表的任内首份财政预算案，却将灭赤的时间推迟到了2008到2009财政年度。采用的办法，也与前任大相径庭。

吴小莉：那时候您把战线拉长了，还是有人觉得挺失望的，因为希望尽快地扳回赤字的局面，您那时候是怎么样思考的，

唐英年：是，我那个时候的思考主要就是实事求是，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是SARS，刚刚过了SARS的时候，要是我再加税来达到收支平衡，那个时候对经济增长一定有一个有很大的打击，所以我先要跟社会表达的第一个讯息，是政府要控制好我们自己的开支，所以第一样你先自己做好榜样，再要跟社会表达第一个信心，第二，我们不会再增加你税务上面的负担，让他们心理上面有一个安定，因为我看见实际上那个时候市民的存款是不断地上去的，所以他们就是对将来没有信心，不敢花现在的钱，所以我对他们说，我不会加税，我把收支平衡这个时间拉长，立了一个五年的目标，

然而仅仅两年之后，唐英年上任伊始制定的三大目标全部提前三年实现，包括：香港财政提前脱赤；政府经营开支减至2,000亿港元；公共开支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例，控制在20%或以下。并且在2004年CEPA正式实施之后，香港经济连续三年实现平均7.6%的高增长。

吴小莉：有人说您可能是因为做过商业，所以您把政府的财政支出，像一个超级企业的账本在看，除了是节流之外，很重要是要开源，这个开源不是加税，而是增加经济的发展，让大家有多一点的收入，这样的一个思想，跟以前可能不见得完全一样，但是确是奏效了。

唐英年：那个时候主要还是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金融方面的发展，所以我们得到中央政府的支持，实际上很多企业到香港来上市的。另外一方面是发挥CEPA的优势，一方面是旅游，我们由每年一千万左右的游客，增加到去年的两千八百万的游客，当中有1500万是我们内地的同胞，第三方面就是在经贸方面，我们的贸易发展局，在那几年做了大量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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