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宝成：内地人才多 不在乎几个高考状元赴港求学

纪宝成：教育投入是个非常纠结的问题

纪宝成（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赶超战略211工程，985工程，实际上是我们中国高等教育的赶超战略，一批名校与世界名校的差距，正在迅速地缩小，在某些方面已经接近或者达到世界一流大学的水平。这个整个的这个改革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当然，第四一点我们的办学的理念，各种规章制度等等，就软环境方面也有很大的改进，很大的提升。那么现在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是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之上，是在这样的大的背景之下提出来的，这不是我们通常所讲的提高高等教育质量，而是作为一种我们国家在新时期发展高等教育的一种大政方针提出来的，它体现了一个在新的历史时期，人民的新的期待，它体现了一种国家的一种意志，是体现了服务于国家战略需要的，这样一个迫切的需要体现出来。

那么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当然也有点儿现实针对性，它始终是一个永恒的问题，就是因为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但是我个人认为，现在提高高等教育质量，还有一条非常鲜明的现实针对性，那就是说我们最近国家十多年，高等教育发展速度非常迅猛，我个人认为有些时候发展速度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太快了、太快了。我们十年走过的时间，相当于发达国家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走过的时间。由于发展过快，它带来了若干问题，观念跟不上，投入跟不上，师资队伍建设跟不上，规章制度建设跟不上，这个硬件设施建设跟不上，各种各样的跟不上，存在很多跟不上。

那么我们的高等学校发展非常快，有这样一个数字吧，大概我们1998年扩招的时候，全国的高等学校大陆吧，1022所，到2010年这个数字，大概2358所，增加了的1300多所，1300百所，再加上这个合并高校，至少加上100所，实际上大概增加1400所高校，其中有600所是本科院校，你计算一下大概我们大陆每三天，在中国大陆的大地上诞生一所高等学校，每六天诞生一所本科学校，持续时间十二年之久。这么多新的高校，它的质量怎么可能一下子跟得上去呢？不可能跟上去的，存在的问题是必然的，所以我认为现在强调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很重要的就由于发展过快，积累了大量的矛盾，许多跟不上造成的问题摆在那里怎么办，要有一个时间来消化。

所以呢，我们现在提高高等教育质量，还要加强这样一个现实的针对性，如果不把这个问题考虑进去，我个人感到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很可能空对空，这个作为流于一般的口号，如果有这样的现实针对性的话，我们就可以从各个方面，不管从观念上、从制度上，从政策上，从投入上，从师资队伍建设上，从硬件设施建设上，全方位地来考虑，如何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那么从宏观上来讲，我觉得有这么一些问题需要加以研究。第一点，要正确处理数量与质量的关系，正确处理数量与质量的关系，坚决实行低速增长，稳步发展的方针，从现在这个话我当然已经呼吁了好几年，我现在依然要这样讲，坚决转移到以内涵提高为主的发展轨道上来，再往下降得低一点，不管是宏观的政策，还是微观学校的努力，都应当有这样的思想，我刚才已经讲到我们面临的质量问题，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我们这十多年时间，发展的速度过快所造成的，应当正视存在的问题，不要不承认这些问题，不要视而不见，不要只讲成就不讲问题

发展很快，我们现在实行了大众化，我们都很欢喜，建立世界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我们都很高兴，看不到我们存在的问题，我们很难巩固已有的成绩。我个人的第一个意见就是宏观在政策上应当是这样一个方针，我知道有些地方依然有盲目扩张的冲动，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有些学校也希望进一步扩张，外债太多，招生，招一个生多少钱，它就把这个办高等教育这个目的性给扭曲了，好像是为了挣钱，好像为了挣钱，像这样就不行，这样不行，有的地方过去财政投入很少，要学校自己挣钱，挣钱干嘛，就招生，所以我觉得第一条在宏观上，应当处理好这个关系。

第二个关系呢，要正确处理好，教育与市场的关系，坚持教育的公益性，加大政府对教育的投入，确保今年实现财政性支出占GDP的4%。我们这些年来，教育质量受到严重的冲击，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教育产业化、市场化的思潮，严重地侵蚀了高等教育，严重侵蚀高等教育。很长一段时间之内，我们陷入一种理论的误区，一种理论的误导，看不到教育的公益性，把教育当成纯粹的商品，好像是一种买卖，单纯地看成一种商品，把一个准公共产品变成了一个私人产品。把公益性的事业，变成了纯粹的营利性的事业，试图往这个方向，当然中央总体讲，这个大方向还是把握住了的，但是这个思潮非常凶猛，导致了我们教育上，出现了很多严重的问题。政府投入应当说一段时间之内逐年下降，就是扩招以后，1998年扩招以后，生均公用经费，用在每一个学生身上的钱，逐年下降，持续了六年和七年之久。

我们整个教育占GDP的这个投入，财政性的投入，最低的时候曾经达到2.44%，1998年是2.55%，本来说到上世纪末达到4%，但到了上世纪末的时候是到了2.86%，连3%都达不到，这一种状况，就要学校自己挣钱，要学校自己创收，要学校自己办产业。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还有多少人认真研究教学方案，这个教育产业化、市场化的思潮，在世界上很少像中国这样子，如此疯狂地弥漫开来，很少有这样的国家，现在当然这个风潮已经过去了，党的十七大宣布教育是坚持教育的公益性，就把这场争论算是解决下来了。但是对于教育的投入问题，依然是个大问题，非常纠结的问题。

去年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反复强调要2012年，一定要实现4%，我相信今年4%是不应当有问题的，但是今后会怎么样，有时候我们心里还有点提心吊胆，今年4%了明年会不会3.9%，会不会这样，老是有个担心，我们希望呢这个4%不但要坚持下去，而且要有一种机制，一种制度，保证4%，而且将来应当稳中有进，还得逐步有所提高，当然是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我们希望我们国家经济能够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如果经济发展不上去，那当然这个投入也会受到影响。

第三一点呢，要创新高等教育体系，创新高等教育体系，这个观念呢也是我一贯的主张，在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依然像精英阶段的高等教育体系是不行的，我们国家应当逐步建立起或者应当比较快的建立起，普通高等教育，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终身教育和成人高考共同组成的这样一个高等教育体系，也就是世界上所通行的第三级教育，就中学后教育，可以这四种形式。其中最关键的是普通高等教育和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应当形成两个体系，应当是两个高考，因为这是两类不同的人才。普通高等教育主要培养这两类，一种是研究型人才，一种培养通用型的，这个应用人才。

那么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呢，它主要培养岗位型的、技能型的，操作型的人才，所以（是）高级技工你也可以这样认为。那么这两类人才都是现代化建设迫切需要的，迫切需要的，我们长期一来是精英教育，形成了一个观念，好像精英教育，培养研究型人才就是最高水平的，其他的都是低水平的。所以我们实际上过去虽然专科，带有职业教育的性质，高职的性质，但专科总是想要往本科看齐，所以在中国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大专要升格为本科，有了本科要办硕士生，有是硕士生办博士生五，有了博士生又来个所谓的博士后。

一刻不得消停，从来没听说，哪个小学办好了它会办中学不办小学，也没听说哪个中学办好了，我不办中学办大学，但高等教育阶段它就可以这样办，这就说明我们整个的社会的评价机制，整个的导向机制有很大的问题，有很大的问题。

这个现在我们混在一起了，一个招生制度，600分上清华、北大、人大这些学校，300分上职业技术学院，200多分上，你说这个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还有什么光荣感、自豪感，实际上灰头土脸的，职业技术学院的院长书记也感到，最差的学生到我这儿来了，这种做法是令人不解的，我们已长期呼吁了，不是现在，我至少呼吁事情大概十一年时间，要建立这两个体系，美国有一个教育家马丁·特罗，他提出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不仅仅是规模的大众化，更重要的还要看人才选拔制度，专业机构管理体制，师资队伍建设等等，要一系列跟着变革，全方位的大众化才行，但是我们在规模实行大众化以后，那么对于这样一些问题，不是没有注意，是注意到了，但是呢解决的问题很慢，所以我希望能够建立这样一个高等教育体系，而且实行两个高考。当然这两个体系上面可以有一个沟通，建立一个立交桥，学生呢到一定时候，他愿意互相转都可以转，都可以转。所以这两个体系的建立，这不是哪个学校说能完成的，而且这样做了以后，人才培养质量才能够有更好的提高，因为不同的人才不能用一种质量观，应该多元的质量观，多样性的人才就要多元化的质量观，多样化的培养标准，多样化的质量标准来培养人才，这样我们高等教育质量，才能够更加符合实际的需要。

纪宝成：第四条呢，创新政校关系，政府与学校的关系，创新政校关系，实行有限度的高校自治，没有自主发展不可能有科学发展，不可能有科学发展，我们现在对于高等学校，这个法人地位早就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早就规定了，但是它还是“属”，部属高等学校，省属高等学校，市场经济社会条件下，现代社会还用“属”吗，我属于你的，只能说我们属于国家的，属于人民的，不能属于哪个部的，属于哪个政府的，这个提法是显然不恰当，我们希望应当谁拿钱是谁立的学校，中央财政拿钱国立大学，省财政拿钱省立大学，市财政办的职业技术学院，就是市立职业技术学院，这个有什么不可以，当然有人说了国立、省立、市立最高，是不是成了一个，这个等级吧，这没有什么等级，大家习惯就好了，美国大学都州立大学，没有什么国立大学，它不是挺好的，名气不是很大吗，关键还是有质量，关键还在于人才培养质量如何。所以这个“属”的概念，我是再一次强烈地呼吁，应当把“属”的概念去掉，这个不是一个现代大学制度，所应当拥有的词汇，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内容非常多，政府要不要管大学，肯定要管，不管公办的，还是民办的都要管，它管什么呢？应当主要管这个教育方针政策，管教育的基本制度，管教育的布局结构，管教育的规格标准，管教育的这个审计监督等等。这都是政府应当管的一些事情，政府管的事情。

还有一些管这个教育的投入，还有管教育这个，一切学校不能解决的外部环境，良好外部环境的营造，这都是政府的职责，政府应当管这些事情，凡是学校，涉及到学校内部事务的，人事安排，经费使用，授课专业的师资，招生规模的大小等等等等，这都是学校的权力，包括招生制度，这都学校的权力，现在好多高考改革的办法，基本框架都是这个框架，他们从来没有认真考虑，大学的权力是什么。朱清时改革的特点，重要性就在这儿，所以我是完全赞同朱清时的改革的思路，而且本来我也一直在呼吁这个，要不要高考，要高考，高考只是一个门槛，迈不过这个门槛，你不能够被大学录取，但是迈过这个门槛以后，大学要综合考虑到中学的成绩，面试的成绩，我甚至考虑你在高中阶段，有没有当过义工，有没有当过志愿者，当过的要优先录取，我肯定是这样的办法，现在我们讲要素质教育，要促进中学的素质教育，但是高考录取时只看分数，不看任何别的东西，最后的结果就是从高分到低分，当然教育部感到这也有一个问题，所以给了我们5%的自主权，我个人认为作为过渡性的，在5%的自主权至少扩大50%，也就是朱清时的办法，高等教育改革一定要以高等学校，是招生的主体，权力主要在高等学校，没有这一条，任何高考的改革方案，都不是正确的，我们都好像，都认识美国非常先进，哈佛大学录取了他，你问它为什么录取他不录取我，你为什么不去问去，中国就不行，说他比我低一分，为什么，我比他高一分，为什么你把他录取了没录取我，这就成了问题了，甚至于成为纪律检查的内容，实际上这样一种做法，是一种彻底的，一种行政化的做法，不是一种尊重高等学校，沿着教育人才培养归类的办法，而且感觉这种做法是让人感到不解，而且这种做法现在在强化，说这是教育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