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谈北京人艺 没有我可以但不能没有焦菊隐

解说：《蔡文姬》从1959年3月底开始排戏，不到40天的工夫，到5月21日就首演了，全剧展现出一派大气磅礴的面貌，震撼了全中国。

苏民：郭老就拉着焦菊隐的手说，焦先生啊焦先生，你在我盖毛草房子的材料基础上你给盖起来了一座艺术殿堂啊。

解说：《蔡文姬》成为国庆十周年北京人艺最具代表性的献礼剧目。

苏民：那轰动九城，那真是轰动北京了，全国各地剧团也派来看焦菊隐排戏，看焦菊隐的演出。

解说：《蔡文姬》标志着焦菊隐对戏曲传统手法和美学原则的掌握已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曹禺曾这样说，北京人艺没有我可以，但没有焦菊隐就没有北京人艺的艺术成就。

焦菊隐提“有职无权”建议差点被打成右派

许戈辉：1956年秋的一天，从北京人艺的会议室里传出老舍先生抑扬顿挫的朗读声，为了配合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宣传，老舍在朗读他的新作《人民代表》，焦菊隐指出，其中茶馆那场戏非常精彩，过了一两天曹禺、焦菊隐和赵起扬三人专程去拜访老舍，他们提出一个设想，希望老舍把《茶馆》那场戏发展成一整部戏，老舍当即表示好，这个意见好，但是也不无遗憾地说，那就配合不上了，那就配合不上了，三个月后，老舍又一次朗读他的《茶馆》，曹禺拍着桌子用英文说道“经典”，事后曹禺说，我的心怦怦然，几乎跳出来，我处在一种狂喜之中，这正是我一旦读到了好作品的心情，老舍点名让焦菊隐导演，二人再次合作。

解说：1957年初，埋头创作的焦菊隐并不知道自己已经大祸临头，由“鸣放”引发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最后演变成一场重大的政治运动“反右”，一些有声望、有成就的艺术家被打成右派。

蓝天野：什么叫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是吧，当时有一个论调叫“有职无权”，党外人士“有职无权”。

梁秉堃：因为焦菊隐在那个鸣放座谈会上提了一个“有职无权”，哎呦，当时“有职无权”是一个大反动言论，因为他是副院长，说白了真有职无权，什么都党委定，你说他一个副院长管什么？不是就听喝的嘛。

解说：焦菊隐定不定成右派，赵起扬和欧阳山尊被北京市委找去谈话。

蓝天野：就是焦菊隐这个人在你们北京人艺有没有作用，需不需要？如果不需要，那么就是那就划成右派了。

梁秉堃：赵起扬说今后焦不但用得着，我们还要大用特用，说为什么？因为他太有学问了。

蓝天野：后来就是传说了，就不戴帽子的右派。

梁秉堃：焦菊隐痛哭流涕检讨，说我不应该在右派进攻的时候提这样的意见，他不说我这意见错了。

焦菊隐“逃过一劫”受命继续导演《茶馆》

解说：最让焦菊隐想不到的是，三天以后赵起扬宣布焦菊隐继续导演《茶馆》，有人说赵起扬是吃了熊心豹子胆。

梁秉堃：老赵委屈求全又加了一个党员导演来监督焦菊隐。

解说：逃过一劫的焦菊隐又可以气定神闲地投入他所钟爱的戏剧创作了，建组那天，老舍又朗读了一遍《茶馆》，用他的话说，这是要演员吃功夫的戏。

梁秉堃：他说你们念不出这个味来，我念，多累啊，一人演全台，又长，两、三个小时，那他也在念。

解说：老舍的《茶馆》从清末民初写到1948年跨越半个世纪，出场人物有60多个，他就是通过这些人物的变化投射出了中国社会的变迁。

郑榕：他说中华民族是最有智慧的民族在那个年代智慧得不到发挥，他们唯一能够进行文化交流的场所只有茶馆。

李滨：而且我们听了金寿申讲了三天，清末的北京茶馆，各城的不同的茶馆都些什么人，什么人怎么坐着，在哪坐着等都干什么。

郑榕：他们在这里彼此交流学问怎么养鸟，怎么养蝈蝈，怎么喝茶，怎么做衣裳，各种知识都是在这里来的，每一种知识他们都可以写出这么厚一部书来。

《茶馆》中演员每人要写自传体会人物角色

解说：为了了解几十年前的生活，青年演员们到处奔走，去访问各行各业的老人们。

郑榕：我呢是当时到东四有一个，还有一个小茶馆，很小，里边就俩桌子，说话都是很小声，光线很暗，是那种气氛，有一个老头，有一个老头很老了，90多岁，他一个人就是搁一杯茶在那桌子上，也不说话，就那么坐着，我坐他旁边，后来去了几次了，有一天他忽然说，他说毛泽东他们是打南边来的，我也不知什么意思，就讲了这么一句话，后来我才体会到他把这都看成军阀斗争了，南北，南边来的，北边来的，但是从他那种感情的那种多年的磨炼跟压抑一下变得麻木那种，给我体会有很深。

苏民：这个黄宗洛演一出戏呀，他有一个创作方法，叫晕到人物里头去，这一天到晚我就是这个角色，他演《茶馆》的时候演的松二爷，跟服装组里呀找了一个大褂，很旧的大褂，天天早晨起来就穿上这大褂，买个烧饼，到了排演厅沏上茶，吃着烧饼，喝这口热茶，喝完了还得闭着眼睛，得像在茶馆里头似的，这一天到晚就得晕进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