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与创造性姿态

我们的做法：

一是重温，消除“陌生感”和“抗拒感”。凤凰成立十年来，一直在进行中华传统文化的“扫盲”工作，改变文化失序的现状。中华文化曾长期处于被割裂、误读、曲解的状态，四书五经、二十四史、易经、佛教等文化典籍都被指为“封建糟粕”，出版社不出版，学校里不教授，整整一代人(或者是两代人)对其内容的了解是从革命大批判文章中得来的，许多人形成了一种“拒绝了解”的思维惯性，一旦有人提起，除了声色俱厉的指责为“迷信”，“愚腐”，谈不出半点实质性的论据。我曾经见到过这样的人，听说清华大学校训“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出自易经时，觉得非常惊讶，说是想不到“算卦的迷信书”里还有这么精彩的言论。凤凰卫视在《世纪大讲堂》《文化大观园》《纵横中国》等节目中，比较系统地介绍了易经、佛教、中医、甲骨文、京剧、龙凤文化、关公崇拜等中国文化的代表作，有的节目(如星云和净空两位佛学大师的采访)创造了单位时间内电视台的收视纪录。这些节目播出后，在互联网上引起了一番论战。而反对者和赞成者为了证明自己，都对这些文化现象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学习和研究。这非常好，好就好在通过引起关注，创造了学习的需求，在消除“陌生感”和“抗拒感”的过程中，加深了对中华文化的理解。而事实上，以儒家的观念来判断是非已经成为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

二是重构，转变认知模式。文化认同的核心是利用自身文明的成就创造新的价值观，而不是简单的“回顾”，“回忆”。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那种认为中国古代思想蕴涵着解决现实问题的真理性的判断。比如“天人合一”可以拯救人类等等。强调古代观念的超前性和对于现实问题的针对性，实际是下意识地重复晚清“西学中源”想法和做法，以这种方式来回应文化认同的矛盾，从根本上还是回避了中国当下经验和对于这种经验的创造性思考。我们必须在充分肯定现代化目标和民主、科学这些“基本”的价值准则的情况下，强调一种“构造性”的文化认同。

我认为，全球化虽然让人有种种不如意，但总体上是人类认知模式转变的标志，隐含着从单一思想方法向多元思想方法的转变。举例来说，在对待“台独”的问题上，中国、美国和台湾地区的民众各有不同立场。在上个世纪的后半叶，大陆民众只要一听“台独”，回应就是一个字：“打”。美国人说，你打我就干预。中国人说，威胁更激发我们的斗志。结果局面越搞越僵。随着“和平发展”、“和谐社会”思想的提出和中国的更加开放，转变了思维方式，使横跨两岸三地的凤凰卫视有可能真实、全面地向世界和中国披露关于台湾的政治、经济、军事信息，除了新闻报道外，我们聘请台湾四大名嘴中的三位在凤凰开办节目，分析“台独”势力的纲领、策略和手段，特别分析了他们利用大陆民众情绪捞取政治利益的做法。同时，我们也利用凤凰对台报道的空间，介绍大陆的善意和诚意，通过媒介的作用，转变了双方许多人士的认识方式，达到更高层次的文化认同。现在，两岸有更多的人对于“不战而和”、“不战而统一”持乐观态度，对维持现状也达到了共识，我们也希望这种明智选择能够泽被后世。

二、 化解文化冲突

文明的冲突与交融贯穿文化发展史的始终，不同文明的共存与冲突是维持人类文明发展的动力。西方文明源自希腊文明，希腊文明则是第一次东西方文化冲突的果实。中华文明也是从黄河文明、长江文明等多种文化的冲突交融中产生。

在跨文化的交流中，大到意识形态，小到待人接物，文化冲突像河流一样浪花翻卷，无始无终。从这个意义上说，近些年来被炒作得沸沸扬扬的“文明冲突论”并不是什么新的创见。然而，冲突是短暂的，交融是永远的。当冲突到来的时候，如何化剧烈为平和，化对立为共存，化恐惧为自信，化抗拒为接纳，是文化冲突各方在交往中应该寻找的最佳道路。

我认为，面对强势文化压力越来越大，冲突日益加深的现状，代表东方文化的媒介应做好三种功课：一是消除文化恐惧，认识冲突的积极意义；二是建立合作机制，提高交流质量；三是吸取他人长处，尊重时代选择。

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在2005年12月26日通过的《人权与文化多样性》文件中说：容忍是二十一世纪国际关系必不可少的基本价值观念之一，并认为其中应包括积极促进和平文化及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人类互相尊重，兼容所有不同的信仰、文化和语言，既不惧怕也不抑制同一社会之中和不同社会之间的差异，反而珍惜这种差异，视其为人类的宝贵资产。

“容忍”与我们现在经常使用的“融汇”、“包容”、“宽容”等词汇意义不同，它没有任何居高临下的意思，也没有大度、接纳、施舍的色彩，而是在不太舒服的状态下的共存。在英文中，tolerance可以解释为一种忍耐力：承认并尊重他人的信仰或行为的能力或行动。

这方面，凤凰卫视有一些切身的体会：

最近一个时期，中日关系一直比较紧张，官方和民间的对话渠道几乎都关闭了。一个偶然的机会，日本朝日电视台的制作人高桥政阳看了我们的《时事辩论会》节目后，提出要跟我们辩论。两个不同国家、不同观点的电视台之间在官方和民间长时间没有对话的情况下，突然要在电视媒体上用最公开的方式进行辩论，各自表述知识界和民间的观点。这种新的对话方式，在中日关系史上，在华语媒体中是绝无仅有的。经过精心准备，在2005年8月9日，双方举行了第一次电视辩论《破局之变—中日热点大交锋》。凤凰是直播，朝日电视台是随后转播。

今年7月25日，我们又举行了第二次中日辩论会，讨论后小泉时代问题。今年的辩论气氛更为理性，中方嘉宾没有出现去年的激愤情绪，更没有手指对方的场面，除了讲靖国神社那段声音有点激动之外，总体上相对比较平和。这样的一个结果，可能表面上看起来是没有“争”起来，会牺牲掉一部分看大戏心态的观众，但是同时也会吸引一批希望踏踏实实恭听各方观点的人。中方嘉宾把辩论控制在一个不卑不亢的尺度上。他们对后小泉时代日本的分析，观点是独到的。而两位资深的日本政论专家，状态跟去年一模一样，说话的语气，语速，表情，甚至举出的部分例子，都给人强烈的“重申”感。

日方的高桥政阳先生来信说，“在香港播出5天后的7月30日，朝日电视台周日时政论坛将《中日辩论会2006》缩编为大约三分之一的时间，并邀请前首相辅佐官冈本行夫先生到演播厅，播出了30分钟的摘要版。这一栏目的收视率达到9.8%，在当天此节目所有栏目中高居第二。按收视率计算，1亿2000万日本人当中，有1000万以上收看了这次中日辩论会。此外，朝日新闻社经营的卫星电视台‘朝日新闻卫星台’也两次播出了60分钟的摘要版。这意味着共有数千万日本观众收看了这一讨论会。节目播出后，反响热烈，获得了超过去年的好评。我们认为，这次最大的收获，是日中两国国民都能够冷静地对待日中关系了。”

高桥先生在来信中强调，改善并进一步发展日中关系，媒体的作用不可或缺。他认为，不仅应该进一步加强凤凰卫视与朝日电视台之间的这种合作，而且有必要超越这一框架，建立起国家机关和半民半官机构等也都加入的框架。

众所周知，在解决中日关系问题上，两国都必须面对强大的民间压力，而凤凰卫视和朝日电视台举办的中日辩论会，对于舒解民间压力，找到问题症结，消除政治障碍，是有益的，有效的。一位中国观众评论说：“应该为中方专家的表现鼓掌。毕竟是有修养有智慧有国格的国民代表的交流和辩论，沉着稳重，不卑不亢，有深度有艺术，有坚毅有幽默。假如明年的中日辩论会在日本主场，中方的嘉宾也应该能够代表中国民间的声音和中国的形象。让世界感受到中国的理直，也感受到中国的礼仪。”同时，《时事辩论会》这个节目也被日本NHK看中，他们买下了我们全年的节目，每天固定时段在其卫星频道上播出，根据日方的反馈，该节目的收视率在其外购节目中是最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