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未来财税改革指导性原则

许善达：那时候我们财政部，税务局讨论，说这样的话，咱们不是可能遇到风险，就是地方通过后面3个月把基数抬得很高，这样到1994年你再推出新税制去，没有收入增量了吗，那你分税制搞了半天，明年收入不增长，中央财政一点好处没有啊。但是这里头，我觉得朱镕基同志还是有政治智慧的，最后他给我们讲，他为什么下这个决心，就是同意1993年为基数，1993年为基数使得地方政府就没有理由再不接受这个分税制了。

刘克崮：结果朱镕基觉得完全的接受广东的意见，就是1993年（为基数），这个消息很快的全国就散下了，那各省都有人打探广州的结果，很快很快，很快各省就知道了。然后十、十一、十二三个月，九月当时可能还有半个多月，全国就拼命的上基数，拼命的上基数，这也是个故事，拼命的上基数，增长率能有50%左右，后几个月的增长率全国50%。

许善达：所以我觉得他决策是非常英明的，我们立足于制度先出去，就是分配的关系改变了，至于增量的问题，即使一段时间没有增量，但是相信若干年后一定会有增量。

中国启动分税制改革 为经济起飞奠定基础

解说：经过再三的研讨，谈判和妥协，1994年1月1日，分税制改革方案正式实施，而此时，所有设计者和改革者的手中都捏着一把汗。

1994年1月1日，分税制财税制度正式启动，增值税作为覆盖面最广，征税金额最大的一个税种，由新成立的国家税务局全权负责征收。

许善达：当时成立了国税局，就是这些税务局隶属中央了，你必须执行中央的命令，你不能擅自减税、免税，都不行了，这个税一定按照制度，按照税法，要严格的收上来，我们加大力度。

解说：然而对于新税制能否顺利实施，特别是中央是否真能收到税款，所有人的心里面都没有底。

许善达：新税制出台，能收多少税啊，谁也不知道，当时我们税务局面临很大的压力，就是说，新税制出台以后，1月1日到1月31日，你能收几个钱啊，因为支出是每年都要花钱的，新税制，你能不能收上税来，能不能收上足够的钱啊，这个谁都不知道，压力很大。

刘克崮：实施之后，我们老部长刘仲藜，项怀诚是很紧张的，那金鑫也紧张，金鑫紧张要收不上来税，他怎么办？刘仲藜、项怀诚紧张，这个财政收入上不来，一季度的工资怎么办是吧，还有些必做的开支。所以，我看他们的回忆文章里提到，他们俩悄悄的商量，单筹了一笔钱作为备用，紧急的时候备用，他们是有防备的。

许善达：财政部专门经过朱镕基同志批准，准备了一大笔钱，从银行借来的，一旦这个钱收得不好，那边花钱，发工资要花钱的，一旦税务局真的新税制征收出现问题的，就要用跟银行借的钱，先得开支啊。做了一手准备啊，就像打仗一样，预备队啊，前边顶不住了，后面预备队就得上去，如果税务局收不上税，那就得用银行透支的钱来维持财政开支。

刘克崮：后来一月份的数字出来，他们放心了，然后迅速的给国务院领导报告，就是一月份的数字不错。

许善达：1月1日我陪着刘仲藜部长到北京通县，那时候通县到一个税务局，要到一个税务所去看，你们准备好了没有，明天，后天，人家交税，你们怎么样，一个一个把税务所长都叫来，把税务员都叫来，问他们准备好了没有，收税怎么收知道不知道，申报单怎么收，税款怎么入库，知道不知道，那时候真的是心里没底。

结果呢，效果非常出乎意料的好，1月份就收了500个亿，因为1993年的基数3600亿，就是按平均算，一个月就300亿左右，结果1994年1月份就收入500个亿，这一下子，大家一看到这个入库的数字，一下子心就轻松下来了。

税务局分成两个局，一个国税局，一个地税局，国税局要收增值税，消费税，中央的税主要由国税局收。地税局收地方的税，这个两个分开了，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1994年税制改革，分税制，如果没有成立国税局这个措施的话，你的税制改革很难执行下去。

高培勇：1994年税改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管住了税收优惠，关住了滥吃税收优惠的闸门，在此之前各级地方政府肯定是通过招商引资采取的唯一办法就是你到这来我给你税收优惠，那么1994税改把税收优惠管住了。

许善达：成立国税局了，人钱物归上面（中央）管，你当局长，你的工资发放是国家税务总局给你发，你局长任命，也是国家税务总局任命，它的人钱物的关系改变了。刚分家的时候，地方政府有的县委书记，县长，甚至有的市委书记，市长，咱们这个事研究，国税，地税局，你们给税收这么处理一下，或者那么减免一下。在1994年一开始，1995、1996年那几年，有很多国税的干部，他都不严格执行增值税的制度，他还是有过去地方税务局的随意性，我在这当税务局长，这个事行，我说就这么办吧，那个事就那么办吧，他擅自就改变很多。

所以有些干部受处分，经过几年以后，有的是受处分的，严重违法的都有刑事犯罪的呀，就是你不严格执行中央规定的税法，责任是很重的。慢慢的这些税务干部现在理念上就有点改变了，这个税法是不能随意变动的。如果没有这个制度保障，假如还是像前苏联那样，仍然是由地方的税务局收，给中央交钱，整个1994年的改革是无法成功的。

刘克崮：分税制从建立之后，实现了原来的构想，就是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所以这两条主线的改革，应该说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许善达：财政收入的比重开始提高了，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也开始提高了，就是所谓提高两个比重，从这时候开始逐步地实现了。一直到2003年，就是10年以后，财政部长给人大的报告，第一次不再提提高两个比重的目标了，原来每年都是，明年财政工作的战略，提高两个比重。从百分之十几提高20%多，中央财政的比重已经从原来20%多，设计出来一次性到了55%，那时候已经到了56%，57%，58%，所以这样的话就等于说，国家跟企业之间，国家控制了税收的主要的部分。

刘尚希：从机制上形成了一个增强中央财政能力的这么一个有效的方法，而且是一种长效的机制，这与过去作为短期的考虑是不一样的。所以从改革的历程来看，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它是一个转折性的，从放权到了分权。

沈建光：它不光是对中央财政加强了一个重要举措，它其实是一个行政上的这样一个财政体制，到一个比较市场化的，迈出了很大的一步，就是之前大家就是中央和地方，很多都是在谈判，包括企业，不同企业的税率都不一样，1994年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它解决了一个以市场化的方案来决定税收体制，包括企业，所有的企业税收都一样了，这些方面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当中还牵扯到中央和地方的财政税收分配的问题，也是用市场化的形式来分配。

陶冬（瑞士信贷亚洲区首席经济分析师）：税制的改革稳定住了中央财政，那么这个对于稳定当时的中国经济，对中国经济在之后十年，十五年的起飞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基础。

刘尚希：1994年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应当说在我们国家改革的历程上是一个经典性的杰作。那么后来的实践也证明，1994年推出的分税制的财政体制，实际上是一直稳定到了现在，没有像1994年之前那种体制一样，一年一调，或者是两三年调整一次，这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