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未来财税改革指导性原则

高培勇：如果没有1994年的那场财税改革，我不知道其他方面的事情会怎样演化，但是有一句话是可以成立的，就不会有今天中国这一系列的成就。

中国发行特种国债 成功应对亚洲金融危机

张燕生：1997年以后，亚洲金融危机以后，7月2日以后，我们就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应对亚洲金融危机。那么应对的方式实际上很大程度也就是我们发行了特种国债，1998年到2002年大致上应该发的是8000亿，带动的社会资本投资是3.2万亿。那么这个实际上是非常成功的，非常成功的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但是它带来一个负面作用，就是整个这笔投资下去，其实政府的财政是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解说：1997年，面对亚洲金融危机，中国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并依靠积极的财政政策带动国内投资，成功渡过难关。但同时政府财政在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开始加强。

张燕生：政府的作用增强了，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增强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往往这个问题走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市场经济的因素，实际上很大程度是受到了削弱。

高培勇：我们中国的整个发展模式呢，还是各个地方政府，通过各个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来推动经济的发展，所以各级地方政府还是为招商引资去寻找新的办法。那么1994年税改把税收优惠管住了，那么紧跟着办法是什么，就是这个乱收费，各级地方政府通过乱收费来为招商引资创造条件，有钱了我给你提供基础设施，给你这个好处那个好处，朱镕基总理是1998年当选的总理。

当选总理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费改税，后来就叫做税费改革，那么通过税费改革和费改税呢，大概到了本世纪初，有那么几年的时间，又把乱收费这个口子基本控制住了，收费的闸门又被关住了，那么他有什么办法再去筹措新的招商引资的财力和资金呢？那么紧跟着的就是随着本世纪初开始的我们的房地产市场发展，地方政府又找到了新的办法，就是通过土地的出售、出让来获取财政的资金。

张燕生：中国的消费升级也发生在2002年，也就是消费升级，就是我们过去的消费是吃、穿，民以食为天，吃饱饭是最重要的，穿暖衣是最重要的。可是从2002年，我们的消费结构就开始进入到住和行，人们开始买房子，又开始买车，人们开始买手机，对吗？你想十几亿人，如果他的消费结构要买车买房子，需要多少土地呢？

陶冬：朱镕基当时设计财政改革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过，中国的房地产会这么的火爆，谁也没有想象过，中国会建这么多的公路，这么多的铁路，这么多的机场，这么多的桥梁。

张燕生：我们1994年分税制的改革是正确的，但是它毕竟是一个过渡性质的，后面应该不断的推动，尤其2002年以后推动我们的要素价格市场化的改革，推动我们的财税体制改革，推动我们的这种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

陶冬：恰恰是由于这种历史的局限性，使得到了十年之后，基础设施需要大干快上的时候，这一种收入上的不均衡，就日渐突出了。因为搞基础设施投资，主要的支出来自于地方政府，但是经济发展中间，那些税收等等增长的比较多的比较快的项目，基本上是被中央政府拿走的，地方政府的收入和它迅速上涨的支出变得越来越不成比例。

张燕生：如果能够变成一个更加进一步规范的分税制，它可以得到自己的地方主体税种和地方融资的来源，那么我们想过去十年，房地产泡沫就可能好得多。

解说：从2000年起的十年间，中国房地产市场开始持续升温。

陶冬：2001年的时候，拿一块地很便宜，但是到了2004年，2005年，地好像值钱了。到了2006年，2007年，囤地好像能挣很多钱了，到了2007年，只要你拿到地就一定赚钱。那么在这一种逻辑之下，有许许多多拿地的需求，那么这个和地方政府需要通过土地财政来增加收入一拍即合，那么这就打造出来了过去十年的一个土地财政。

沈建光：你一旦把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都建立在GDP的标准上，那么他就有很大的动力去得到这个财权，想办法增加他的财政能力，然后还要讨论招商引资，不断的吸引企业，包括牺牲环境，牺牲这些劳工保护，这些其实都是一个后果。那么对土地财政也一样，就是说对地方政府来讲，为了GDP，他就要做到财政收入的最大化。

陶冬：那么各个地方政府都在做同样一件事情，今天我上了一百亿项目，我的邻居的那个县长、市长他就要上200亿，我的下一任就需要上500亿，只有这样一个和一个的攀比过程中才能够出彩，才能够升官，当然这个过程也是为地方谋福利，这么一个过程。那么GDP的攀比，带来了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越来越大。

沈建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就要做到他能控制的就是土地收入这一块要变成，就变成经营土地了，地方政府很大一块精力，怎么把土地经营好，最大化土地出让的收入。那么这样就造成我们的土地成本越来越高，其实我觉得有一个现象说中国地不多，地少，没有地了，房价节节攀升，这个我觉得不可想象的论点。因为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我们的人均的土地占有面积远远高于其他的像日本这些国家，我们的地价也每年都炒的这么高，完全是跟地方政府控制土地供给有关系。

陶冬：过去的增长模式，靠出口拉动的增长模式，已经基本上走到了尾声了，而消费主导的增长模式还没有形成，那么中国现在就在两个增长模式中间的一块空档。增长的动力在减弱，政府硬要把GDP增长稳住，那么就出现了一系列的保八的动作，上调出现了四万亿，上调了各种各样的财政刺激，尤其在做财政刺激的时候，往往项目要上的很快很急，只有这样才能拉动经济，才能确保就业。只有地方政府指导，那么这些做的事情，基本上是由地方政府操办的，不仅仅项目是地方政府操办的，项目的主要资金来源也需要地方政府来筹借。

沈建光：以GDP考核官员为主要标准的这样一个体系，你一旦以这个标准考核，那你很多东西，财政方面的改革，很难真正改变。

陶冬：第一个是地方政府自己要出政绩，第二个是中央政府要稳定经济稳定社会，但是归根到底，这是一个对GDP的追求，而这几年，对于GDP的追求，发展到了不计成本，不计后果的地步。

解说：这是某一年中秋节前后北京大塞车的图片，大塞车的原因被网友戏称是进京送月饼的车太多了。

沈建光：很多，我们看到有一个现象叫“跑部钱进”，这个地方官员都是要到中央去通过发改委或者财政部争取最大化对他的某个地方的财政支持，本来是希望通过一个制度安排好的这样一个分税，那么最后在分配当中，其实也出现了一个这个行政或者人为的这样一个因素。

许善达：中央政府收的钱，大概收了一半，地方政府收了一半，各50%，但是支出的责任，地方政府支出了整个支出的85%，中央支出了15%，这个用一个术语说，可以说地方财政对中央财政的依赖度，这个比例太高了。

沈建光：分税制刚刚开始的时候，中央的财权比例还没有这么高，以后慢慢逐步演化到这个地步，这样一个税收分成的安排，最后的结果你可以看到中央财政在整个收入当中的比重是在上升，地方在下降。但是同时没有改变就是地方借债的这样一个机制，所以地方上也不能去借钱，但是它的事权负担越来越重。

高培勇：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怎么能够把各自的责任能够分清楚，事权能够划分清楚，不容易。在一个变化的社会当中，究竟哪些事该你管，哪些事该我管，这说不清楚了。那么事权分不清楚了，马上紧跟着收入也没法分清了，我常用打酱油财政这五个字来涵盖目前地方财政的运转状况。什么叫打酱油财政呢？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在小时候都有过为母亲打酱油的经历，给你一块钱去买瓶酱油，我们拿一块钱去买，买完以后呢，当时的一瓶酱油大概8毛钱，然后把2毛钱退给母亲，这事就完成了。

对于打酱油的人来讲呢，他本身是没有一个长远考虑的，他没有财政收支安排自主权的，就是给你一笔钱你把这事办了就完了，一事一议，这不是我们所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