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未来财税改革指导性原则

解说：“交足了中央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样的财政政策迅速发挥出地方的积极性，80年代的中国，处处呈现出欣欣向荣的蓬勃景象。

张燕生：广东的那些地区，在改革开放初的时候，社队企业转变成乡镇企业以后呢，它是三年免税的，在东部沿海地区很多地方，很好的商场，你要问他的税有多高，他告诉你一块钱人民币的税，包税。

解说：而此时，中央却坐不住了，由于这种“财政包干”的政策，上缴给中央的只是一个谈好后几年不变的定额，在地方财政一路高歌的同时，中央财政却开始捉襟见肘。

刘尚希：从分灶吃饭到1985年再调整，再到1987年大包干的财政体制，体现的都是一个中央向地方财政放权的这么一个思路。但是你要从动态，从整体，从长线来看，这种包干的机制它就有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把中央给包死了。

许善达：因为它一承包以后，它的承包合同定的是什么呢，越增加的多，中央财政在地方财政之间，中央财政少，地方财政多。国家和企业之间呢，它越发展得快，国家的比重越少，地方的比重越高。

高培勇：记得当初在1978年的时候，财政收入占到当时国民收入的比重能达到37%左右。那么后来呢，随着改革的进行，每一次改革，就放一部分权，让一部分利，那么财政收入占整个国民收入的比重自然就逐步的下降。

刘克崮：我的印象大体那个时段，大体一年掉一个点左右，也许0.7%，0.8%不够一个点，每年都往下掉，掉到，原来都是20%，30%，掉到那个，1993年开始测算改革方案的时候，中央财政收入1992年，以1992年的账为准，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大概就是11%左右。

高培勇：从三十几掉到十一意味着什么，那意味着真的是财政体系是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的，以此来换取改革的成功。那如果再继续走下去，你发现就是政府手中的财力已难以承担它所必须担负的职能，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上一直是单一制的一个国度，中央集权的一个国度。如果中央政府手中没有足够的银子，那你就难以调度各级地方政府。

解说：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央开始不断向地方“借钱”了。

刘尚希：中央的这个腰包越来越塌下去了，地方的腰包越来越鼓起来了，这已经不像以前说中央说话很有权威，当你向地方借钱的时候，就变得没有权威了。

刘克崮：动作比较大的有三次，有三次借钱。这个其中有一次我听的，就是常务副总理姚依林，国务委员兼财政部长王丙乾给省长们开会、借钱，这是一个。还有一次我听的，因为我没在场，就是姚依林、王丙乾说，姚依林主持，然后王丙乾说借钱，然后陈云有一次出来了，拜托大家，陈云那老同志，最后拜托大家，说了几句话，这样。

刘尚希：当时财政部长要找省委书记一块坐一坐，吃个饭啊，省委书记根本都不理睬，他知道你就是没啥好事，找他借钱。而且他还觉得，这个钱你借了以后是有借无还，所以他根本不理睬你。

刘克崮：到年终小借还挺多，有的时候小的钱不太大的呢，就跟省里头，跟财政厅商量，或者稍大一点跟个别的省商量。

张燕生：他不能不借，刘仲藜，当时的财政部长说，我恨不得连我的背心都要脱下来叫他们拿走了，人们就讲最形容的话，就是这样讲，搞活了地方，搞死了中央。

刘克崮：王丙乾就说，说这个包这么多年，我把外衣脱了，衬衣也脱了，就剩裤子了。到刘仲藜1992年接的王丙乾，到1993年讨论改革的时候，刘仲藜给朱镕基，江泽民汇报的时候，说王丙乾说他就剩裤子了，说到我这一年下来我只剩裤衩了，就说明那个时候的状态。

刘尚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感觉是维持不下去了，这样的例子实际在当时不是一个两个，在当时一些老部长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是深有感触，说国家再这么下去，难以为继。

中国决心进行财税改革 邓小平南巡指明方向

解说：上世纪90年代初，国际政治风云变幻，苏联、南斯拉夫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剧变，这一切让正在热火朝天搞改革的中国感受到了寒意。

许善达：前苏联解体的故事，有这么一个历史的事件，很多人都没有关注过。就是当时戈尔巴乔夫他提出一个新联盟条约，他想维持苏联不要解体，就是戈尔巴乔夫在草案上写着要设立苏联的税务局，就是我不依靠你共和国的税务局，征的税给我苏联财政部交钱，我要建立苏联的税务局，这个建议叶利钦那几个共和国的领导人坚决不同意，最后谈判就停了，谈不下去了。

最后是以戈尔巴乔夫让步，说算了，不成立苏联的税务局了，还是由你各国收税给我苏联财政部交钱吧，然后谈判成功了。过了一段时间，首先有几个共和国，他们宣布说从下月开始我们共和国不再给苏联财政部交钱了，说我们这么多年交的钱那么多，但是苏联财政部没给我们多少钱来花，我们太吃亏，因此我们从下月开始我们不交了。这个不交钱了，戈尔巴乔夫说，你们都违反了契约，咱们都签过字的，叶利钦说，那没有关系，俄罗斯最大，我来给你交，所以就继续维持。

等到叶利钦也宣布说，我不给你交钱了，戈尔巴乔夫召开苏联，他是总统的时候开的会，宣布苏联解体，第三天，苏联国旗降下来了。当然解体是个很复杂的政治历史事件，但是就说财政税收的因素，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间，可以说是压跨这么一个庞然大物的最后一根稻草。我相信，苏联解体虽然这些细节可能不见得每一个人都知道，但是苏联解体说明中央政府失去控制力，这点是所有人都看得很清楚的。而我们国家到了1992、1993年的时候，就是从财税体制上来看，那这个危险已经很严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