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民服务”来源：毛泽东为《大公报》题词

2012年06月18日 12:43
来源：凤凰卫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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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任先（前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第一把手啊，他算是很能干的，佩服、佩服。那是写也写得，又做得，他没有架子的。

胡玫：经过了五次试版最后成功了特别高兴，但是非常累，所以就忽然间就不行了。

解说：1948年4月香港《大公报》复刊仅一个月后，胡政之突发肝硬化倒在了书桌前，拖着沉疴之躯返回上海，从此一病不起。

胡玫：他这个病一个是累，一个是气，本来是希望这个国家好，雄心勃勃地想搞一个大型的，甚至搞一个报业托拉斯的那个理想抱负，结果没法弄，国共老打架你这个国家怎么弄？而且这两边他都觉得不理想，他既不可能跟着共产党，他也不可能跟着国民党，他很苦闷。

王芝瑜：胡政之生病了跟我爸爸说，芸生真对不住你，这个报社都压在你身上，到底它会怎么走，我们都不知道。我爸爸说再能的人谁能知道，走着看吧。

解说：在国共对峙的夹缝中，总编辑王芸生感到《大公报》和他本人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了。国民党在节节败退之际，对于言论自由的钳制愈发严厉，1948年7月，南京民间报纸《新民报》被查封，王芸生发表文章要求废除出版法，却遭来一片围攻，《中央日报》称它是“新华社的应声虫”，发起“三查王芸生”运动，以致他身后时常有便衣警察盯梢，人身安全受威胁，国统区已不是久留之地，而对于北方冉冉升起的新政权，王芸生也是心有所忌，1946年他曾经批评苏联对华霸权，被《新华日报》斥为“法西斯的有力帮凶”，他也曾凭着书生之见影射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有帝王思想，这些言论会不会惹来祸端？王芸生陷入彷徨犹豫之中。

傅国涌：《大公报》在40年代后期，坚持的立场叫“中道而行”，他们提出了第三方面自由主义，但是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大的环境下面，天下不归于阳就归于墨，非黑即白，非白即黑，没有中间，没有灰色。所以所有的人必须做出一个选择，跟谁，这是一个中国式的问题。

赵鸿钧（大公报老报人）：当时在上海的《新闻报》和《申报》，大报，但是他们是绝对是国民党控制的，里面党部三青团全都是全套的，唯有《大公报》什么都没有绝对民主的，在《大公报》里头没有党团活动，知道的有党员，有地下党，但是不公开。

解说：不过在政权更迭的前夕，《大公报》内的中共地下党员身份渐渐浮出水面，1948年9月驻美记者地下党员杨刚归国，带着推动《大公报》转向的任务，开始同王芸生接洽，与此同时《大公报》同仁李纯青也奉命来做王芸生的工作。“夜茫茫。我又去探望王芸生，极其郑重的向他提出：‘王先生有人要我正式通知你，邀请你参加新政协会议’，他惊愕地直视着我，不一会又镇静下来，轻轻地问：‘你说是谁邀请我的？’‘毛泽东主席’。”

邓小平召见香港《大公报》：首次提出1997年收回香港主权

解说：1948年11月王芸生离开上海从香港转道北上，10号香港《大公报》发表社评《和平无望》，支持解放军将战争进行到底。1949年2月天津《大公报》改名《进步日报》，6月17日上海《大公报》刊登《新生宣言》表示其今后属于人民。1949年4月14日胡政之在上海黯然辞世，新记《大公报》的时代就此落幕。

彭明（大公报老员工）：我有这张证明就不需要经过检查房，直接办公室盖个印就行了。

解说：彭明是香港《大公报》总务科的退休老员工，从1948年进入报社起就负责往来中港之间运送报纸信件。

彭明：每天第一班车到深圳，出版报纸，派给机关，下午回来这是一天，每天都，风雨不改。

解说：1949年以后身处港英殖民地的香港《大公报》就在这样的日日穿梭间，成为连结中港的特殊纽带。

冯仲良（大公报副社长）：50年代那时候香港同胞的爱国热情还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这些有几家爱国报纸，它发展得也是比较快。

方汉奇：抗美援朝一打响以后，整个中国大陆就等于与世隔绝了，在这种情况下，香港等于是一个窗口，除了香港《大公报》当时海外的好像也没有相应的这样的媒体。

冯广烈（前大公报副编辑主任）：国内解放以后，很多消息都没有，但《大公报》还有，是而且还有很多香港的台湾的新闻，是很受欢迎。当时《大公报》为了满足这一部分读者，每天印，印到中午机器不停，晚上开，先供应香港，然后国内。然后用一整车一整车运回国内。

解说：这一时期中共对于香港问题的态度是不急于收回主权，要“长期打算，充分利用”。负责统战工作的周恩来，将眼光投向了香港《大公报》的社长费彝民。

冯仲良：费彝民先生他是苏州人，而当年香港的工商界里面，从上海来的工商界朋友比较多，这些都是比较有钱的商人，我们叫做上海帮。

曹文锦（万邦集团主席、香港航运委员会主席）：在香港逃不掉同大陆做生意，费彝民他有很多人，比较接触多，能够明白国内政府的思路，别人搞不清楚。所以有很多问题就问他，有些人拖他帮忙，他也当自己事情一样去做的，所以他的影响力在香港，特别在工商界影响力很大，他讲一句话别人都听他的。

解说：1956年周恩来在北京召见费彝民，希望他回去后，宣传内地对香港的举措，回到香港费彝民发表讲话，宣布港穗直通火车即将恢复，东江供水也在解决之列，此时的费彝民已不仅是一个报人，更是没有官阶的代言人，中央在海外的触角。1969年3月中苏边境爆发珍宝岛事件，两个社会主义大国之间的关系恶化到极点，战争一触即发，9月11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参加越南领导人胡志明的葬礼后，路过北京和周恩来在首都机场进行秘密会晤。

费斐（港区人大代表、费彝民之女）：这个会晤以后，苏联单方面发了一个通讯出来说是中苏两家要停火了，其实不是这么一回事，周总理就把我父亲召到北京，周总理就口述了一段话，跟我父亲讲这个不能笔录，你要把它全部记在脑子里头，第二天马上香港《大公报》发了一个香港《大公报》广州特电，驳斥了苏联的假声明。但为什么它不用《人民日报》，用《人民日报》就是等于国家出头了，等于这个危机又升级了，所以总理是用了这样一个巧妙的一个安排，就用香港这么一个不是国家的党的喉舌。

叶中敏（大公报主笔）：我们《大公报》的同仁都知道这个讲法，就是说当年周恩来总理在生的时候，接见、会见最多的一个人就是我们《大公报》的社长费彝民，可以说是一个民间的外交官。

费斐：一个电话来说不行，马上要赶回去，总理要见，就经常有这种事情，比如说从香港突然就上去了很多，但是干什么我们都不知道。有记录的是59次，有的时候还不能有记录。

冯广烈：有一个讲法说，谁能推开费彝民社长那层楼的门，你进去你就可以直通中国。

解说：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费彝民先后把陈嘉庚、钱学森、马连良等人经由香港送回内地。香港《大公报》更多地承担起了统战工作，其作用已经超过几经改造的内地版。1966年文革烽火燃起，内地《大公报》遭批斗关门，香港馆成为硕果仅存的一脉，《大公报》虽在港英治下，却深受北京影响。而此时，文革的疾风骤雨已刮到了国门之边，一场大风暴即将来临。

许昌（大公报司机）：那阵子很紧张，我们也被人监视，我们一放下记者，我们就要机灵点。约好了，3分钟就3分钟，5分钟就5分钟。记者一回来一跳上我的车，我就颷，我说，我往前开一点，拿着胶卷的记者先下车，搭的士走，我的车慢慢开去码头，免得被人跟踪。我们那时候真是，记者都像打游击似的。

解说：1967年春天九龙人造花厂爆发劳资纠纷，工人停工抗议，内地文化大革命的狂潮到香港，香港工人也学会用大字报，红宝书作为斗争武器，誓要斗垮港英政府和资本家，左派团体纷纷介入，工潮演变为暴动。而《大公报》作为香港左派报纸的舆论重镇，站到了斗争的最前线。

叶中敏：很近距离的，我们跟防暴警察的枪，宽的，很大口径的那种发射催泪弹的那种枪，都是差不多就我跟你现在这样的距离我都试过。是要借口说什么机构里面藏有攻击性的武器，好几次想到我们《大公报》来搜查，它当然是目的是不让我们出版，我记得有时候走到报馆门口，门前面都包围了，都是拿着枪的警察。但是当时我一来年纪比较小也不怕的，就是照样走过去，他说不能走，干吗，我说我在这里上班，我来返工，我说我上班，那样子照样上去。也参加过一些游行抗议这些活动，一方面是一个记者，一方面也好像是一个参与者。

解说：在那个狂热的年代《大公报》的勇敢完全体现在对外斗争中，然而，这一时期的左派报纸，却在对内地报纸的亦步亦趋中渐渐远离了香港的社会现实。

叶中敏：从整个事业来讲，那段对我们是带来了损失的，就是因为经过那些行动，社会上面对爱国报纸，爱国学校，爱国电影公司，都有一种标签，在那个以后我们经历过几年报纸的一个低潮，尽很大努力才从那个走出来的。

解说：1972年香港《大公报》仍身处“火红的年代”，在内地接受改造的王芸生却意外获得“解放”，9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毛泽东找来王芸生的著作，《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阅读，会见田中时，他突然向在场的周恩来说，应该让王芸生参加接待活动。此时的王芸生正在北京车公庄的“斗私批修”学习班接受“劳动改造”，参加田中的接待已经来不及了。周恩来立刻做了两个安排，第一让王芸生参加国庆招待会，第二对日友好交流活动也要适当安排他参加。这一指示就如同突如其来的特赦令。

王芝瑜：我父亲正在修操场，太热，脱得光光的，赶快给红都的师傅打电话，当晚就要把两套西装都给他裁剪好，第二天参加那个宴会。从这才开始了，又开始了送接，送接的任务，外宾的任务。

解说：关于王芸生提前解放的原因，曾一时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毛泽东，有人说是周恩来，还有人说是田中角荣。而王芸生自己在临终前曾说，是《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这本书，让我多活了好几年。不过当这部巨著八卷全部出齐的时候，王芸生已经离世两年。那是1982年，内地改革开放的风潮初期，中港之间契合点增多，中英关系也迎来转捩点，此时的香港《大公报》将关注点聚焦在回归问题的激烈谈判中，扮演起中央对港政策发布平台的角色。这年夏天邓小平召见《大公报》社长费彝民和总编辑李侠文，第一次提出1997年收回香港主权。

李侠文（前大公报董事）：那趟，找我们十二个人去，就包括新闻界、工商界、文化界、劳工界等等，邓老就跟我们讲收回香港。

解说：1984年邓小平再次召见费彝民和李侠文，强调解放军必须驻兵香港，中英两国在谈判桌上进行了22个回合的较量之后，香港的前途命运终于尘埃落定。1997年香港回归，此时的《大公报》从复刊算起，已在香港扎根40余载，它与600万香港人一起记录下历史的新篇章。“曾荫权先生当选。梁先生当选。”每天当都市中的人们还在睡梦之中，千万份报纸就会从轰鸣的印刷机中新鲜而出。

陆元华（大公报经济部副主任）：如果是一张用白报纸做载体的报纸，它的生命周期我们叫做life cycle，它24小时，制版印刷的整个过程来说，一般来说大概占四个小时到五个小时，报纸的制作过程是争分夺秒的，不容部门有丝毫的怠慢，用现在的话来讲，它是一个物流的供应的链都是一环釦一环。

解说：报纸这一人类传统最古老的手段之一，承载讯息，传递知识，更是社会的瞭望者，真理的守护人，而对于《大公报》和大公报人来说，这样的传承与责任已经坚守了110年。

曾德成（原大公报总编辑）：第一天进去，当时的总编辑就带我去见费彝民先生费社长，那个时候他当社长，他送了我一个诗词，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我非常感恩于《大公报》给我的锻炼跟培育，这个是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对于爱国事业始终不渝。

姜在忠（大公报董事长兼社长）：文人办报就是知识分子办报，中国的知识分子忧国忧民，他们的理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文人办报文章报国的传统，在《大公报》还是一直延续着，一直发扬着，这是我们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