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民服务”来源：毛泽东为《大公报》题词

2012年06月18日 12:43
来源：凤凰卫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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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苏苏：刘伯承、朱德、毛泽东全都来了，红军大学里贴了好多标语，热烈欢迎范长江什么的，还有的标语写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认为他是从国统区来的，就是写的这些大标语，请他吃了一顿饭。

解说：这天晚上毛泽东和范长江在窑洞里，进行了一次彻夜长谈。

范苏苏：整个那天谈话一共大概持续了十个小时，到天快亮了，然后才去稍微睡了一会，所以这对他一生影响是非常大的，他当时谈完了之后就表示自己就不想走了，后来主席说你在《大公报》那个工作很重要，你能把共产党的主张能够在《大公报》上登出来，能够让全国人民知道，这个作用多大，你还是回去吧。

解说：2月14号范长江从延安回到上海，第二天就发表述评《动荡中的西北大局》，向读者介绍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时值国民党三中全会，当天下午报纸一到南京却和蒋介石上午讲的全然不同，蒋介石大怒，把当时在南京的张季鸾叫去大骂了一顿。

范苏苏：但是这件事情《大公报》并没有责怪他，他们当时能够容忍这么一个年轻记者随便写文章，跟蒋介石口径不一样，触怒了最高领袖，这个是很不简单。

方汉奇：《大公报》是代表中间，中间倾向的这样一类报纸，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的，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野，大体上也是枣核儿的那种状态，两头小中间大，当时《大公报》可以说是国民党和共产党都积极争取的舆论阵地。

毛泽东“为人民服务”本为《大公报》所题

解说：国家有难一张报纸感同身受，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日军每进一步《大公报》便斗争至最后一刻，而后大踏步撤退，不在敌人铁蹄下出版一天。“我们是报人，生平深怀文章报国之志，在平时，我们对国家无所赞襄，对同胞少所贡献，深感惭愧。到今天，我们所能自勉兼为同胞者，为有这三个字不投降。”

徐城北（彭子冈、徐盈之子）：就是在我父母搬入重庆的开始，就是在《大公报》工作，第一年里头就搬了十次家，炸一次搬一次，炸一次搬一次。

解说：彭子冈、徐盈夫妇是重庆《大公报》的记者，徐盈以经济通讯见长，而彭子冈则因“火药味”十足的时政新闻出名，抗战时期的陪都轰炸不断，却丝毫不妨碍她施展新闻才华。

徐城北：她跟国民党那些元老人物，邵力子等人都很熟，甚至有时候国民党中常会在开会，她不能进入那个会场，都通过邵力子的关系，跑到屏风后边，等于偷听，写出去也没什么事。越是对有些人物，政治人物有所批评这样的文章，越是受到读者的欢迎，她也就越感觉到自己的，作为记者的人生的价值，无冕皇帝。

解说：从1938年到1943年日军对重庆展开长达5年半的战略轰炸，在2000多个不安的日夜里，彭子冈、徐盈等《大公报》的编辑记者依旧挥舞着手中之笔，办公楼被炸毁，但防空洞中的印刷机却始终没有停转，环境恶劣至此，《大公报》反而声势日益壮大，销量稳步上升。

方汉奇：它最多的时候重庆版是9万7千份，这个数在当时的这个发行数字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那时候《中央日报》才两千份，在当时是绝对的是全国报纸发行量最大的。

解说：1941年5月15日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授予《大公报》年度荣誉奖章，迄今为止《大公报》仍是唯一获得此奖项的中国报刊，张季鸾在得奖之后写道，中国报有一点与各国不同，就是中国报原则上是文人论政的机关不是实业机关。

方汉奇：文人论政就是要体现出中国的士大夫，知识分子的那种怀抱和理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解说：然而此时的张季鸾已经积劳成疾，走向生命的终点，重病之中他交代王芸生写下抗战时期的社论名篇《我们在割稻子》。“让无聊的敌机来肆扰吧！我们还是在割稻子，因为这是我们的第一等大事，食足了，兵也足；有了粮食就能战斗，就能战斗到敌寇彻底失败的那一天！”

傅国涌：他们的影响力，可以在那个时代能够是完全地发散出来，哪怕是在中国遭遇灭顶之灾，日本大举入侵，山河破碎，大片的国土沦陷的日子，《大公报》以它一家小小的报纸，仍然可以起到抵抗强敌的那样一种给中华民族做中流砥柱的那种作用。

解说：1941年9月6日张季鸾与世长辞，终年54岁。这位生前对国共两党都有过批评的报人，身后却得到了两党领导人一致的高度评价，周恩来奉他为“报界宗师”，蒋介石则称他是“一代论宗”。张季鸾逝世之后，王芸生接掌重庆《大公报》的笔政，1941年12月他发表《拥护修明政治案》社评，披露“逃难的飞机竟装来孔二小姐的箱笼、老妈与洋狗”。还揭开了外交部长郭泰褀，国难当头竟以巨额公款购置私人豪宅的私募，此文一出郭泰褀当天即被罢免，而孔二小姐的丑闻，则引发昆明、遵义等地大学生反对孔祥熙的学潮。

王芝瑜：蒋介石明明白白的就说，他只看《大公报》三份，一份放卧室，一份放餐厅，一份放他的办公室。所以他底下那些官都想在《大公报》上登一个下豆腐干，好想让蒋委员长看，我父亲那个严格，怎么可能。戴笠送了那么一块小豆腐干，派了警卫员送了大礼上他那，当人家警卫员的面，你滚蛋。所以那个时候人家说我父亲是风云人物，说是无冕之王，这一点都不差的。还真没法暗杀他，我父亲说他们杀不了我，杀了，谁杀谁倒楣。

解说：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大公报》香港版内撤桂林，胡政之任命徐铸成为桂林版总编辑，桂林是抗战时期的文化城，国民党的新闻审查也较陪都重庆宽松，《大公报》在当地迅速打开了局面。然而好景不长，1944年日军攻陷桂林，徐铸成忍痛放弃经营三载的精神堡垒，率全体员工撤往重庆。

徐复仑（徐铸成之子）：我记得当时借用了几辆好像美国的军用大卡车，有的车上装机器，有的车上就装人，就像我们家那样，总编辑的夫人和儿子也坐在大卡车的后边，从桂林到重庆大概要走了一个多月。

解说：八年抗战《大公报》先后牺牲了五家报馆，最后坚持到抗战胜利的只有重庆一家，1945年8月6号美国向日本投下原子弹，8号苏联对日宣战，7天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天《大公报》刊出特大标题《日本投降矣！》第二天的社评中王芸生披露了一则爆炸性新闻，“蒋主席致电毛泽东先生，请其克日来渝，共商国是”，而建议蒋介石请毛泽东来重庆谈判的正是总统府秘书长昔日的《大公报》社长吴鼎昌。8月28日毛泽东飞抵重庆九龙坡机场，《大公报》派出彭子冈，一路追踪报道。

徐城北：下飞机的旋梯，我父亲走得很近，看到毛泽东穿那双鞋是新布鞋，鞋底还没有泥巴，延安置装，置服装参加到重庆来，有些细节。

解说：彭子冈的观察细致入微，她跟随毛泽东一行进入张治中公馆，记下，毛先生宽了外衣，又露出里面的簇新白绸衬衫。他打碎了一支盖碗茶杯，广漆地板的客厅里的一切，显然对他很生疏，他完全像一位来自乡野的书生。而此时的王芸生正沉浸在抗战胜利的喜悦中，认为毛蒋二人握手，“最后结果一定是一幕大团圆”。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多次会见《大公报》人，王芸生也邀请毛泽东做客大公报馆。

王芝琛（王芸生之子）：我父亲就跟毛泽东谈，共产党不要另起炉灶啊，然后毛泽东讲了一句，回答了一句，就是，不是我们共产党要另起炉灶，而是国民党的灶里面不许我们造饭。

王芝瑜：到重庆谈判最后期，我父亲也害怕了，他从哪得到的消息也不知道了，可能蒋介石搞不好要杀毛主席，所以我父亲找到了章士钊，跟章士钊说。士钊你不是要去见毛先生吗，你不是要见毛主席，你就代表我们请他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快走吧，毛主席临走的那个宴会喊，蒋委员长万岁，那是策略，那不是在解放区，这是在国统区，随时要杀了你，杀了。你不做出个样子，没有这些，所谓的民主人士在下面折腾，你不弄点云雾，您就走了。

解说：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为《大公报》写下“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时光荏苒，如今已少有人知道这随处可见的五个字竟是为《大公报》所题，1957年反右运动中，彭子冈被打成右派，理由是她把伟大领袖写成了土包子，而王芸生却逃过了一劫。

王芝瑜：主席说了，不要把你打成右派，我父亲就呆了坐在那儿，溜溜想了一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哦，我在重庆曾说三十六计走为上，哦，这是回我一报。明白了，他说我们都是三国人物。

解说：1948年初胡政之率领同仁奔赴香港，着手恢复太平洋战争中被迫停刊的《大公报》香港馆，此时国共内战已经进入最后阶段，旧政权摇摇欲坠，大变局迫在眉睫，而在国共斗争中，始终坚持中间路线的《大公报》，眼见着国民党大势已去，却并不清楚自己的言论立场能否见谅于共产党。已近花甲之年的胡政之反复权衡，只得将视线再次投向国门边上，用他的话来说，这次复刊是其“对事业的最后开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