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民服务”来源：毛泽东为《大公报》题词

2012年06月18日 12:43
来源：凤凰卫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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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九一八”之后全国上下民意喧腾，要求抗日，而且是要立即抗日，你要对抗这样的民意是要付出代价的，甚至要付出生命代价，《大公报》里面有人扔炸弹进来，几次有炸弹扔进来，这是需要道德勇气来扛住的，这不是说是一般的人能顶得住的，但是他们有他们的判断。

解说：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是著名的知日派，他们认为中日问题非一朝所致，两国力量悬殊若仓促开战中国只有亡得更快，“九一八”后的第三天《大公报》召开全体编辑会，宣布日后的编辑方针是“明耻教战”，所谓教战即开设军事周刊，介绍国防军事知识，“明耻”则是撰写1871年以来的中日关系史，让国人了解外辱之由来，而这一重任落在了当时只有28岁的王芸生肩上，王芸生是天津静海人，出身微寒，在茶叶铺当过学徒，靠自学成才，曾经在国共合作时期，先后加入国民党和共产党。“四一二”清党事件爆发之后，他看厌政治宣布脱离一切党派，专心著述。1929年既无文凭又无背景的他，屡发文章挑战《大公报》社评，竟与张季鸾不打不成相识，被揽入《大公报》做编辑。1932年初配合“明耻教战”方针，他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开始连载，持续两年无一日中断。

王芝瑜（王芸生之女）：当时也是写《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很多资料是直接看日文摘选，反正是挺刻苦的，所以那个时候我父亲曾经有一个毛病，就是一问大夫，大夫就说压力太大，他就是工作特别紧张就流鼻血，一流鼻血就是那个痰桶，半痰桶、半痰桶的的血，所以他经常是贫血。

《大公报》西安事变发出最强音 翻印数十万份空投西安

解说：王芸生呕心沥血所著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后来被集结成书，无论是蒋中正还是毛泽东都对此书爱不释手，这套巨著在文革期间还意外成为了王芸生的救命稻草。不过这是后话，眼下时局不稳，北方飘来的风中硝烟味道渐浓，《大公报》要在天津租界苟安，已是不可能。吴、胡、张三人几经考量，做出了一个改变《大公报》命运的决定到上海去。上海福州路和山东中路一带是老上海出版业的大本营，上世纪30年代这里是《申报》和《新闻报》的天下，1934年来自北方的《大公报》刚踏进上海滩就碰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麻烦。

4月1号《大公报》沪版创刊，然而报纸发行的头三天，全市报摊都见不到货，原来是地头蛇把报纸悉数“吃进”，不让老百姓看，目的是给初来乍到的《大公报》一个下马威。总经理胡政之只好请“海上闻人”杜月笙出山，宴请上海报业老板这才云消雾散，在大上海站稳了脚跟。这一年蒋介石仍在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12月他调集30万中央嫡系部队，围攻陕甘宁红区，并亲往西安坐镇督战，不料，兵谏发生了。据《大公报》编辑许君远回忆，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大公报》上海编辑部内肃然一片，张季鸾沉郁地坐在桌上只吸烟不讲话，晚上收到张学良专电，详列“叛军”几项主张，他看了神色黯然，在屋里绕了几个圈，却依然一语不发。张季鸾内心的忧虑不无道理，他与张学良素有交情，对于东北军的处境亦表同情。但此时发动兵变，一旦开启战端，恐将给日本以可乘之机，更重要的是被张学良、杨虎城扣押的是与张季鸾关系亲密，以“国士”待之的蒋介石。1927年12月1日，意气风发的蒋介石与宋美龄举行婚礼，发表文章称今日结婚后就可以安心尽革命责任，还说人生若无美满姻缘，一切皆无意义。第二天《大公报》赫然登出了一篇大煞风景的社评，文中张季鸾评价起了蒋介石的人生观，大骂其是“不学无术”。

傅国涌：他觉得你作为一个军头，总司令，你可以这样说，你也可以把爱情、恋爱看作至上，那千千万万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将士，那些流血牺牲的将士，你置他们于何地。

解说：不过让张季鸾没有想到的是，蒋介石并未对此怀恨在心，通过陈布雷的引见，张季鸾在1928年夏天第一次见到蒋介石，二人“悦然面晤”交谈甚欢，据说从这天起，蒋介石便尊称张季鸾为“先生”，此后十余年从未改变。

方汉奇（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张季鸾有一个思想就是报恩思想，他说人生下来就要报恩，报国恩、报亲恩、报师恩，对国家我有责任我要报恩，这个土地养育了我我要报恩。那么蒋介石对他有一些礼遇，所以他就有这种要回报的思想，以国士待我，以国士报之。

解说：12月12号这晚，张季鸾最终决定只在第二天的要闻版头条刊登消息，不配发社评。13号他彻夜未眠，第二天社评《西安事变之善后》见报，提出“解决时局，避免分崩，恢复蒋委员长自由为第一义”。16号再发社评《再论西安事变》呼吁事件和平解决，18号《大公报》发表《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这篇文章成为民间报纸在西安事变中发出的最强音。南京政府把载有此文的第二版翻印数十万份，由飞机空投，纷纷扬扬地散到了西安城内。据在《大公报》兼职的陈纪滢回忆，当时参加事变的几位东北军将领说，看了这篇社评又激动又泄气。大家都说，《大公报》不支持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12月24号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条件，25号张学良送蒋介石返回南京，苦心呼吁的和平结局最终实现，张季鸾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26号发表《国民良知的大胜利》称“精神上更加团结的中国，从今天起，将要进入一种新阶段”。

傅国涌：他认为在这样一个面临外国入侵的年代，国家要确立一个政治重心不容易，蒋介石已经是一个重心要把这个重心去掉重新造一个重心，来不及了，来得太慢，国家会灭亡，民族会灭亡。

解说：西安事变之后抗战时间表被戏剧性地仓促提前，国难当头，《大公报》与“国家中心”的关系日渐紧密，不过这份以言论独立为追求的民间报纸，对于中国大地上的另一股政治力量却从未吝惜过它关注的目光。

方汉奇：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红军长征到哈达铺的时候，原来的设想是北上抗日，但是到哈达铺以后，毛泽东看到了一份《大公报》，报道陕北刘志丹领导的红军在活动，当时就决定去陕北，把整个长征的空军带到陕北。

解说：毛泽东究竟在1935年秋天，看到了《大公报》的哪一篇报导才做出这个改变红军命运的决定，如今已无确实证据可考，不过《大公报》在这一时期对于红军的报道并不少见。事实上早在1930年蒋介石连续围剿红军之际，《大公报》刊出的却是“红军纪律严明”的消息，而真正让红军的故事家喻户晓的是范长江的“西北通讯”。

范苏苏（范长江之子）：在1935年的时候我父亲就是一个25岁的一个年轻的一个学生，他对苏区很感兴趣，他就觉得这个是个新鲜事物，他听说红军从1934年的10月开始就北上了，他很想了解红军北上的原因和红军北上的情况，最后他去找胡政之就把他的想法说了，为什么要去西北考察，胡政之当时就答应了。

解说：1935年7月范长江以特约记者的身份从成都出发，用了10个月时间走遍四川、青海、内蒙古、甘肃、宁夏等地，将几千公里的沿途考察写成“旅行通讯”在《大公报》上连续发表，这些文章后来集结成《中国的西北角》一书，一连再版七次，成为当时中国最红的畅销书。1937年2月6号已是名记者的范长江，第一次访问延安，受到了空前热烈的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