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民服务”来源:毛泽东为《大公报》题词
胡政之接手《大公报》 成巴黎和会唯一中国记者
解说:就这样《大公报》与这位炙手可热的权臣整整顶撞了10年,直到辛亥革命的烽火打破了英敛之的立宪之梦。1912年2月12号末代皇帝溥仪退位,大清帝国土崩瓦解,中国不可逆转地迈向了共和之路。英敛之办报兴趣全无,隐退北京西山,开学校、做慈善,从此不言政事。1916年《大公报》被有皖系军阀背景的王郅隆买下,立场变化也在悄然发生。这一年留日学生胡政之进入《大公报》主持笔政,不同于老板王郅隆,胡政之对于民工军阀间的纷纷扰扰无意参与,只想办好报纸。他改革版面,把《大公报》从小册子变成西式的报纸模样,又加强新闻性,在全国十几个城市聘请特约“访员”每天电话发消息,快邮寄稿,对于重大新闻还经常亲自出马。
胡玫(胡政之孙女):1918年年底,他在他人生中有一件大事就是参加巴黎和会,要从我家里的情况说,我觉得他那会儿也很不简单,他当时,我的奶奶要临盆,要生孩子,明明妻子要生孩子了,但是他并没有守在身边,而是作为一个记者,当时大概是很难得的机会我想。
解说:对胡政之来说这样的机会确实难得,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巴黎和会上政要无数,记者如云,然后中国记者只有胡政之一人。连续三个月他发回“巴黎专电”和长篇“巴黎特约通信”以中国人的视角记录下这场命悬一线的讨价还价。“以中国之地位本不应受如此待遇,然卒不能免于三等国之列者,实平时外交活动力太少之故。草约规定胶州湾档案移交日本国,无异移交土地。我国提议之二十一条各案,和平会拒绝不理,只得不签字。”
国人从胡政之笔下,看到了中国外交的无能,也看到国际社会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随之爆发。1920年胡政之从欧洲归国,本打算再次锐意改革,不料,老板王郅隆的靠山段祺瑞在直皖战争中大败,王本人被通缉逃亡日本,胡政之无奈请辞。纷乱世事中一张报纸的命运如同惊涛里的小舟,1923年,王郅隆在日本地震中意外身亡,《大公报》经营一蹶不振,销量直跌到每天只印10份,最终于1925年冬天停刊。1926年初《大公报》创办人英敛之与世长辞,享年59岁,北京西郊显龙山顶的巨石之上,刻着他的四个大字,水流云在。曾经针砭时弊的无冕之王,留下的却是一份看透世事的淡然,在他死后不久,三个志同道合的人走到了一起。而他们的会合将为英敛之苦心创办的《大公报》带来重生。
天津和平路四面钟对面的这栋西式二层小楼,曾经是《大公报》社址,1906年《大公报》从法租界搬迁至此,随后虽几经辗转,但就是在这里度过了它最辉煌的时光。以至于1930年代天津人口中的“天津三宝”便是“永利、南开、《大公报》”。不过1926年初夏,当胡政之和他的好友,同样是留日学生的张季鸾在天津重逢时,这里还是一片人去楼空的萧条景象,二人望着紧锁的大门,心中为这份拥有20余年历史的报纸,痛惜不已,有意重开《大公报》,但又缺乏资金。于是想到了当时人在天津的银行家吴鼎昌。
傅国涌:吴鼎昌他想从政,要办两样东西他认为是最好的,一个就是办银行,另外就是办报纸,一个影响舆论,一个影响经济,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就是胡政之到天津来了,张季鸾也到天津来了。他们三个人是认识的,因为都是留日学生,相同的教育背景那是很有共同的语言,所以他们就说到一块儿去了。
解说:然而1926年的中国对于民间报人来说却并不是一个好年头,4月26日《京报》社长邵飘萍被枪杀于北京天桥,8月6日《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在同一地点遇害,“萍水相逢百日间”笼罩在新闻人头顶的恐怖,积聚到了最高点。与此同时蒋介石指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一个统一的政权即将诞生。就在恐惧与希望并存的这一年,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将就《大公报》从房产、设备到招牌全部盘下,新记公司挂牌成立。
傅国涌:吴鼎昌他说我拿出五万大洋,亏光了为止,你们全力以赴去办这家报纸,不能再去兼职做别的工作,给你们不光是很高的工资待遇,而且有劳力股份,劳力股是赠送给你们,这样你们跟这个报纸就有了密不可分的这种亲密关系,就是你自己的报纸,三个人的地位在这家报纸当中都是平等的,董事长是吴鼎昌,张季鸾跟胡政之之间的地位的设计是显示出来他们的高超的技术,张季鸾是总编辑兼副总经理,胡政之是总经理兼副总编辑,社评是由三个人都可以写,如果三个人的意见不统一的时候以张季鸾的为主。
解说:这样的规章制度被看作是《大公报》创业时的“宪法”,按照胡政之的说法,这是要为中国报业开一条新路。9月1号新记《大公报》续刊重生,张季鸾以记者只名写下副刊宣言,发表著名的“四不”方针。“第一不党,特声明本社对于中国各党阀派系,一切无联带关系已耳。第二不卖,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亦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第三不私,对于报纸并无私用。第四不盲,吾人诚不明,而不愿自陷于盲。”每天上午胡政之即赶到报社,了解发行与广告情势,而后翻阅各种报刊,下午4点到5点胡、张二人共同召开编辑会,晚上8时许,吴、胡、张三人集合编辑部共同讨论社评,9时夜班人员准时到岗,各地稿件纷至沓来,12时报馆免费供应夜宵,夜宵后吴、胡离去,张季鸾留下继续修改社评。
侯杰:张季鸾他是一个报界的奇才,报纸很多的社论都是这天把版拼完之后,看差多少空间让他来写社论,然后他写出的社论往排字工那一放,正好恰如其分,把这个空间利用好。而他这个社论怎么写的呢,往往是屋子里面坐了一群,三教九流各式各样的朋友,所以他保证他评论的消息的广泛性,和来源的鲜活。
傅国涌:他们的组合真正是黄金搭档,三者是缺一不可,这个组合假如不是因为中国后面的历史变动太剧烈了,那这个组合应该为今天中国的新闻媒体奠定了一个非常高的起点,这个高度应该是我们中国的报业,或者整个的中国新闻媒体的水准,应该在《纽约时报》之上的。
《大公报》:最早发布“九一八”事变报道
解说:日夜不懈的努力,《大公报》从复刊之初,销售不足2000份,每月亏损三四千元,到5年之后日销量已高达5万份,广告收入每月过万。1931年5月22日,《大公报》出版第一万号,政要名流纷纷发来文章贺信,胡适的贺词题为《后生可畏》,称《大公报》安然当得起“中国最好的报纸”之荣誉,原因是其坚持了两个底线。一是“登载确实的消息”,二是“发表负责任的评论”。这天恰巧是吴鼎昌48岁生日,《大公报》双喜临门,一片喜庆之中,报人们岂会想到,短短几个月后竟会甘尽苦来,第一次真切地尝到国仇家恨的滋味。1931年9月18号下午,《大公报》记者汪松年从铁路局获悉,沈阳来电,日军调动频繁,景象异常。于是汪松年彻夜守在铁路局。19日凌晨1时,铁路局再接消息,说日军在柳条湖开火了,汪松年马上给编辑部打电话,此时《大公报》要闻版已经截稿,张季鸾立刻决定抽掉一小段,补进这条“最后消息”而日军在进攻沈阳后,立即切断一切交通线,这条口述消息成了“九一八”事变的最早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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