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下步改革重点调整利益格局 政府向社会分权

2012年03月01日 14:09
来源：凤凰网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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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个背景下，政府要把老百姓的利益表达、利益诉求作为一个公共产品，这个时候需要有代表各自具体利益的社会组织或者各个方面，比如工会等等。所以这个时候发育社会，我想是和利益关系解决结合在一起的，就是能够反应代表具体利益关系的社会发育，这是一个基本的现实，面临两个问题。

一个、中国如何走向消费主导的增长，如果中国的消费率能够，五到十年实现消费主导的话，我的研究是未来中国有十到二十年，可以保持8%的增长，走向消费主导首先是经济转型的问题，经济增长的问题。

第二、走向消费，消费的公平是一个公平发展中最基础的东西，所以消费收入分配改革，首先要解决公平发展，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它对于中国继续做大蛋糕，我想是一个重大的改革举措，不能把收入分配改革仅仅作为分蛋糕的一个问题。

邱震海：明白，如果说刚才在第一部分，我们谈的是改革的目标和方向，第二部分我们谈的是在利益方向之下，到底找哪些切入点，现在无论是利益格局还是消费的改革，尤其是政府向社会放权，培育这个社会的成长。这里面都涉及到既要稳妥、犀利同时又要到位，然而在稳妥、犀利和到位之间似乎从来都不可能完成三而合为一，到底中国能不能在三者走出一条建设性道路？不要走开广告之后继续讨论。

下一步改革如何做到稳妥 到位和犀利

邱震海：欢迎再次回到《震海听风录》，您现在收看的是《震海听风录》的节目有关纪念邓小平南巡20周年的一个现场电视讨论，这一部分我们讨论的焦点是中国下一步的改革到底怎么走？

如果说在第一、第二部分我们谈了改革的目标，主要是要改革利益格局，在第二部分我们主要谈了改革的切入点，主要是政府必须向社会放权，逐步培育社会承接政府权力的功能，同时要以消费为主导。第三部分我们来谈谈在这么一种目标和格局之下，中国未来的改革到底能不能做到既稳妥又犀利，同时最主要的是要做得到位。

有关这个问题同时请出二位嘉宾，二位，先听听用年的意见，现在社会改革，首先我认为还是涉及到政府愿不愿意放权的问题，同时社会有没有，有多大能力承接政府放出来的权利这一部分，这一部分坦率的讲，也是说说容易做着很难，您有什么想法？

要建设小政府 强政府 大社会 好社会

郑永年：我觉得这次就是像社会放权，并不是说政府不做事情了，我是觉得政府要对这个过程中扮演非常大的作用，我就看中国过去30年，中国政府的大量投资都是投资到经济方面，就是基础设施，像高铁、公路、桥梁，好多地方修了又拆，拆了又修，光是为了GDP。

中国过去这么多年来，社会投资太少太少，像医院、学校、公共住房，这些就是具体的社会制度，这些社会制度还是要让政府负责起来去做，跟着这个私营部门、民营部门，这些如果做不好，社会就没有基础了，这些就是社会制度的基础。

另一方面，我觉得中国政府实际负担太重，所以这样你必须通过政府把很多的权力下放给社会，让社会自己自我去管理，所以这些年中国其实做了一些事情，加上有些地方，中央部委叫做大部制，叫做大部制，你把好多的政府部门整合起来以后，没有把权利放掉，所以只是一个简单的合并。

像现在广东有些地方我觉得做得挺好的，透过大部制，大部制的目标就是小政府，政府怎么能小起来呢？并不是说政府机构整合就好了，你必须让小政府把大部分行政审批的东西放到社会里面。

邱震海：关键问题，现在社会有多大的能力承接政府放出的这部分权利。

郑永年：这个就是一个恶性循环，也许他不给社会空间，社会永远成长不起来，但是像顺德他们有些地方可以做，我是觉得，当然中国每一个省的社会力量发掘不平衡，但是有很多沿海地区，我是觉得社会的力量已经有相当的强大，你可以放心的让他们去做。

中国有些地方，像浙江、广东，好多社会组织的发育已经相当的发育，应当是政府有意的去培养他们，现在像广东政府大手笔的扶植社会，我非常高兴，前几天广东省开了一个社会公众，社公会，中国以前我们老是听说是经济工资，没有社会工资，现在他们也要制订社会发展，社会建设的十年，哪怕是20年这样的规划，中国必须有一个社会发展的规划。

邱震海：对，您刚才提到广东现在正在进行社会管理或者社会建设的一种试验，坦率的讲，如果是行政改革，社会建设还是政治体制改革，其实都需要一定的试验及稳妥同时又可以可操作，听听迟院长的意见。迟院长在这方面有什么想法。

迟福林：刚刚永年讲的这些观点我都赞成，我们现在的这个改革恐怕叫积极稳妥，首先在于积极，就是有些改革不能再拖了，越拖矛盾问题越多，越不积极可能越产生的矛盾问题越多，这是一个大前提。

在这前提下，我们的改革要兼顾各方利益，这两件事情就是要在积极上，现在是一个突出矛盾，永年刚才谈到了这个观点，我想最重要的是政府和社会，政府和社会现在最重要的，这些年政府的权利是有所扩大的，在有些方面，现在最重要的问题要解决，在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该干点什么事？

比方说，他的中心是不是公共服务，如果是的话，那么需要作出一些调整，比如说你的公共服务、国有资本，要不要把一部分或者相当一部分放到社会领域，比如说充实于社会保障基金，中央地方关系要不要从经济总量导向转项公共服务导向，这样的一些事情，研究新阶段政府职能转变的新问题，才能给政府的放权或者政府的转型找出一个方向，积极稳妥最大的就是我们现在要积极，不积极就很难稳妥。当然在积极的过程中，改革兼顾各方的利益，改革注重像广东这样的试点，还需要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