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下步改革重点调整利益格局 政府向社会分权

2012年03月01日 14:09
来源：凤凰网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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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主要的改革就是社会改革就是社会建设

郑永年：我基本上非常同意刚才迟院长讲的改革方向，当然我自己也有一些不同概括的方式，我是觉得下一步主要的改革就是社会，就是社会建设，因为中国从改革开放以后，前面30年差不多主要的改革一直是经济改革，经济改革，实际上我们今天所产生的那么多的问题，就是因为缺少社会改革，社会建设这样配合的。

现在问题就是，实际上中国市场化导向的改革方向是邓小平确定的，社会的市场经济是正确，改革产生这些问题也是可以预期的，没有一个国家改革不产生问题。为什么刚才说没有共识，大家现在的问题就是，见到市场化的改革产生了那么多的问题，有的人想回去了，回到以前那个状态去。有的人说，完全是因为市场化不够，当这两方面的问题都存在，但是我是觉得中国如果要继续改革的话，这些社会问题必须面对这是正常的，社会问题出现是正常的。

邱震海：是。

郑永年：中国前面的市场经济改革，实际上社会领域是过度市场化，该市场化的地方没有市场化，像国企部门，2008年以后大扩张，不应该市场化的过分市场化，社会改革和经济改革之间失衡，这个失衡就要做到平衡，就是改革的方向。

邱震海：我们看一下，面对中国现在问题很多，大家某些程度一筹莫展，谁都知道下一步要改革，然而下面改革的目标是什么，改革的路线图或者它的方向进程到底有什么，切入口到底哪里？刚才迟福林院长提出，下面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利益格局，同时要设立一个行动路线图，郑永年认为在改革方面，主要的切入口是社会改革，社会改革坦率来讲也是知易行难，到底如何切入，到底如何大量凝聚共识，不要走开，广告之后继续为您讨论。

利益格局与社会分权是关键问题

邱震海：欢迎回到《震海听风录》，您现在收看的是《震海听风录》节目有关纪念邓小平南巡讲话20周年系列部分的第三期，在这一期里面我们主要讨论过去20年取得的成绩与出现的问题之后，未来中国的改革到底向何处走？

坦率的讲在过去20年，中国市场经济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也产生了很大的问题，然而下一步在继续改革的问题上，我们的社会似乎有一些共识难以形成的情况，到底下一步改革的目标是什么？有关这个问题我们继续请出二位嘉宾。二位，刚才迟院长提出要改利益格局，同时要设立一个行动路线图，永年认为切入口主要是社会改革，迟院长您认为永年的这个观点怎么样？

迟福林：永年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一方面社会矛盾，社会问题这些年比较突出，另一个方面看，这些年在经济改革的同时，社会改革相对滞后。我想在永年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看，现在的一些改革已经跨越了经济、社会、行政、政治，这样的一些方方面面。

比如拿收入分配来改，调整利益格局的重点是收入分配改革要破体，收入分配改革既涉及到财政税收体制的调整，它也涉及到社会利益表达、利益诉求、社会再分配，更涉及到中央、地方，比如说要不要以公共服务也导向的中央地方关系要重新确定。

所以我想今天的改革恐怕更重要的，是要抓住社会共同需求的问题，例如我在永年说社会改革的前提下，能不能把收入分配改革作为一个切入点，这样它既可以推动社会改革，又可以推动经济改革、行政改革，甚至某些方面的政治体制改革。

郑永年：因为我们现在在讨论，为什么现在的利益格局很难打破，也有一些领导人提出来既得利益的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们说下一步的改革要打破既得利益，刚才我们现在也在讨论要搞顶层设计，但是我是觉得顶层设计如果光是从政策的改革议程设计来说，顶层设计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要打破这个利益格局，没有相社会分权，没有这个社会的力量，可能是一种空想，很难的。

因为现在我们的改革不像80年代，80年代的利益格局很简单，现在的利益非常错综复杂，你要打破这个利益格局，你不能跳出这个利益格局，到社会上找到新的利益，很难对这个利益打破格局。我同意迟院长说的收入分配，收入分配非常重要，像日本中亚“四小龙”，它花了20几年就培养了一个中产阶级，中国现在改革开放30多年了，中产阶级是捉襟见肘，越来越小。前段时间光办贫困县，根据国际标准提高了一点，都是1、2千万的贫困人口，收入分配已经到了这个严重的程度，当然政府现在已经不发布基尼系数了，实际上要发布是很厉害的。

我们可以说怎么样来做收入分配，这个收入分配没有社会力量的介入，我想要既得利益集团把钱拿出来也是有困难的，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这个收入分配，也并不是有些地方光分蛋糕，我是不主张的，光分蛋糕，毛泽东上世纪50年代就试过了，不管你的蛋糕怎么大，一分2、3年就分完了。所以我的主张就是，要继续把蛋糕做大的基础上，以更公平的方式分蛋糕。

邱震海：永年，关键问题像社会分权，现在也是说出来容易做出来很难，关键这个利益集团或者政府愿不愿意主动的向社会去分权，而且在分权的过程当中，社会如何去承接本来是属于政府庞大行政权利的那一部分。在操作层面上，第一、是人们的意愿，可能不一定完全愿意分，第二、在操作层面上，似乎又很难做到稳妥？

郑永年：这就是今天我们中国存在的问题，一个利益集团，当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没有一个利益集团是想分权的，如果不分权，现在社会要求有权力，这就是今天我们今天中国社会造成的局面，利益集团对社会之间的对垒。

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什么顶层重要了呢，就是看政府的行为，政府怎么样能做到，从欧洲的发展历史上也是这样的，早期的发展，他的资本家集团跟工人阶级两部分也是高度对垒的，后来政府慢慢的从经济中分化出来，政府作为一个中间的角色，来协调劳资双方的利益。

讲其中一个例子，协调企业跟社会的利益，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政府要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中国现在很多的问题就是政府自己本身。因为政府过大，社会过小，社会空间没有，所以我就说政府如果不能利用社会的力量来进行改革的话，他改革设计的多么好，多么理想都是没用的。

邱震海：好，我们听一些迟院长的意见，迟院长您的理解怎么样

迟福林：对，我赞成永年的意见，我的看法可能更需要把这个问题进一步具体化，比如说怎么向社会分权，现实的问题在于在利益关系失衡的背景下，利益表达、利益诉求是一个全面快速上涨的趋势，它已经成为一个社会的公共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