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立群：“以房养老”是营利性企业算计老人

观众：两大原因致“以房养老”在中国不可行

沈晓杰：这个我讲为什么说政府这次是有意地把这个养老的责任部分地推给老百姓，有这么几个背景，第一就是说我们在去年就传出就是养老金的缺口达到，就是有几种说法，1.7万亿，2.5万亿，最高的讲到18万亿。

胡一虎：18.3万亿。

沈晓杰：18.3万亿，最高的讲到，缺口很大，这是第一个。

胡一虎：缺口很大，而在这个时机当中你释放这个风声。

沈晓杰：对，第二个，就是说政府早就在做这个设计，去年戴相龙就是这个社保理事长他就讲了，就是说算清了这个缺口以后，重新再做制度调整，一个是提高缴费水平，第二个就是机枪战略性储备基金，实际上现在来看，就是“以房养老”正好符合这两方面要求，所以这个政府蓄谋已久。

潘锦棠：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对这个文件，对这个文有点误解，其实这个“以房养老”的问题在2000年左右就开始有人提出了，至少到现在十多年了，并不是说现在养老金缺口才开始有，而且可以说这个东西跟养老金的缺口根本就没有关系。

孟晓苏：养老金缺口最近有些部门炒作太多，让人们很容易就把现在推出的所有措施都跟这个养老金缺口连一起了，养老金缺口有办法解决。

胡一虎：有办法解决吗？

孟晓苏：有的是国有资产，现在有五十万亿的国有资产，除了非经营性的以外，这不已经挪过去几千亿了吗。

胡一虎：根本不需要靠这个“以房养老”。

孟晓苏：还是可以挪过去的，不要忘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有资产属于全民所有，全民是谁？全民就包括所有老人在内的所有年轻人也会老，所以这部分不是不能解决，所以我认为过分地炒作养老金缺口，是不了解中国国情的表现。

沈晓杰：我觉得我们今天讨论忽略了一个最大的基本点，就是政府在养老方面的投入究竟怎么样？我们前年的就是2220亿就是在这个养老保险方面，但是我们那个财政收入是10万亿，相当于2%，但是就是说我们的三公消费是9000多亿，你看看这个比例大家就知道，我们不是要靠“以房养老”，而是政府的公共财政政策要更多地偏向民生，而不是让“三公”消费，消费公众的真金白银，对吧，这一点。然后在国外很多国家它这个就是说在整个这个社会保障基金中间，政府的公共财政西方发达国家做过一个统计，就是一般都是占到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五六十以上，在这么一个梯度，而我们国家一般是在12%左右，所以说明我们这个国家对养老方面的这个投入远远低于“三公”的投入。

陶立群：最近出台的一些国务院的政策包括社区发展的服务行业，包括这个“以房养老”，包括国务院这个“以房养老”的政策，还有老人法出台的这个“常回家看看”，以及社会现在很多这个专家学者提出养老金要七百万，这样的数字引起了社会很多的这个反响，原因在哪儿？就是大家越来越关心养老问题，老同志肯定马上面临着养老，年轻的同志也要将来面临着养老。

胡一虎：对，立群提到个关键点，我们不妨也看旁边的这个数据，中国的整个老龄人口的数量达到了1.94亿。

陶立群：今年年底就两个亿了。

胡一虎：，到今年就是2.02亿了。

陶立群：对。

胡一虎：大家也别忘了，再看这个数字，您看到这个地方，您看到在2011年以后，在2030年的时候那时候按照这个成长的话，会超过日本了，它整个的老年人口所占的比例，所以这是一个现实问题，这个时刻我们中国是不是急需要这个所谓的“以房养老”，请说。

现场观众：我觉得“以房养老”在中国就是以向银行抵押的这种方式在中国还不太可行，我个人认为，因为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就是针对于比如说有几套房，甚至于就是说靠出租房屋来获取收益，然后以达到改善自己的这个生活状况的这种情况，在农村比较普遍，那么这种情况下，在农村不太适合“以房养老”，第二点就是说，像以银行抵押这种方式作为“以房养老”的一种方式，它分为两种情况，一种就是中产阶级，也就是说有房的，经济状况相对比较好的这种人，相对可行，可以考虑，针对于那种无房的经济状况比较差的，生活状况比较窘迫的那根本就是不可行的。

其实我们之所以关心“以房养老”是因为两个问题，第一是老龄化人口拐点的问题，第二个是房子是我们现在主要关心的问题，所以说我变相地认为，现在社会上大肆宣传“以房养老”的人是不是有意推高房地产的供需平衡当中的需要这一方，故意拉高我们的房地产的价格。

孟晓苏：这个产品提出来建议已经是十年前了，我们确指的不是一般的“以房养老”，而是指的是“反向抵押养老保险”，它不是抵押给银行，抵押给银行的事现在谁都可以做，你我都可以做，年轻人也可以做，抵押给银行以后给你一把钱，十年后你还，不还把房子收了。

胡一虎：对。

孟晓苏：实际上指的是和人们生命同长的这种“反向抵押保险”，抵押了以后老人是又住房，又拿钱，直到他离开这个人世，这个房子才去拿回来，保险公司是拿别人的投保的钱，去给老人做补充养老保险，而老人去世之后的房子卖掉易货再用来还别的投保户，这实际上是一种制度性的互助，这种产品产生在哪里？产生在那些社会养老已经非常完善的西方国家，而我们国家在十年前当时提出来的时候只是个酝酿期，因为当时好多老人只有一套房，只有房改房，再加上当时还没有《物权法》，所以认为这个房子日后就被政府收走了，这些顾虑影响到了主体，保险公司的积极性，如果保险公司当时不顾虑这些事情，可能早就推出了，这里跟房地产炒作没什么关系。

石小杰：刚才说这个养老，“以房养老”它爱怎么是怎么说，我按我的去做，对吧，不要跟它纠结在这里，就是说我愿意有个想法，我愿意给闺女，我给孙子，我给重孙子，我给随便，我认识一大爷，大爷我给你吧，我愿意，我的权利，这没法律去约束，但有这么一点，还是一个我说一个国情问题，跟国外不能比，在中国行吗？抵押给银行，抵押给保险公司，明儿这房价要涨了，哥儿几个能打起来，明儿这房价跌了也打起来，一扇手，一甩袖子不认账，这都有法律约束吗？这种做法法律不健全的情况下，这样的事情不要老都学外国，外国的东西不一定都是好的，但是外国的东西你应该学，你们应该打好基础之后再学，你要学不好，你非得摔死。

胡一虎：好，等一下，小杰提到关键所在，就讲到橘化为枳的问题，外国不见得都是好的，而外国好的东西如果你没有碰到，放到中国国情是不是就不合？休息片刻回到现场，我们就来针对难道真的跟我们国情是不吻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