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光远：企业税负重难转型 要政府“割肉”很难

核心提示：结构性减税我们一直提，结构性减税有增有减，为什么叫结构性减少，是有增有减，但是我们认为，如果能够真正的体现一个减税意图的话，应该是总量一定要保持稳定，也就是说，不要增长过快，当然去年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比较慢，但是超过了十万亿，超过了十万亿，这也是第一次，整个税收，整个的中央财政收入整个超过了十万亿。

凤凰卫视5月7日《新闻今日谈》，以下为文字实录：

    梁茵：马先生，刚才在前一节的时候一直在提，中国的这些小企业，他们在融资方面是一直都有困难的，但实际上前段时间有一个论坛上，一个经济学者也提出，说中国现在小企业面临的税负的负担可能已经超过了他面临的融资困难的这样一个现象，在这个报表上，是否也有所反应。

马光远：事实上，大家关注的数字里边就有一个数字是，上市公司贡献的税收要比上市公司的利润要高，这是一个大家，我看到热议非常多，事实上我想可能是有所误读，如果说大家都把税收和利润拿到一块比的话，有时候可能会得出一些正确的结论，但有时候会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但是我喜欢大家来这样比较。

为什么？因为税负的问题，事实上，已经成为影响中国企业竞争力的一个关键的关键，这么多年以来，我们会做一些调研，每年给中小企业，这三年来的调研，中小企业谈到自己负担的时候，三年的排名基本上没有变化，排第一位的是税负，就大家组觉得很难的是税负。

排第二位的就是这么多年招工难，第三位的才是融资难，因为融资难，多年了以后说想办法解决，因为有各种各样的途径，因为钱还是比较多的，仅仅是融资的成本是比较高，但是税负你是没法解决的，而且与税有关的相关费用，你也是没法解决的。

梁茵：这个跟政府部门有关系的。

马光远：对。第二个就是你的人力成本，我们这么多年。

梁茵：但是我想说2012年恰恰是我们结构性减税喊的最起劲的一年，从这份报表上来看，我们结构性减税的成果也是全军覆没了呢？

马光远：结构性减税我们一直提，结构性减税有增有减，为什么叫结构性减少，是有增有减，但是我们认为，如果能够真正的体现一个减税意图的话，应该是总量一定要保持稳定，也就是说，不要增长过快，当然去年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比较慢，但是超过了十万亿，超过了十万亿，这也是第一次，整个税收，整个的中央财政收入整个超过了十万亿。

税收增长仍然是比较快的，也就是说总量仍然在增长，总量的这种增长，我们这么多年以来，我们如果跟GDP，跟城镇居民的收入，跟农村人均的，从收入进行比较的话，这么多年以来，税收的增长是第一位的，也就是他的增长是最快的，别的增长是比较慢的。

也就是说，收入分配的格局是不断的恶化的，所以我一直反对结构性减税这种提法，我觉得你要提结构性减税的话，第一，你得要控制总量，也就是说，既然我们要减税，总量最起码不能超过GDP增长，最好的结局当然是不增长，税收这几年我就稳定了，因为我要减税，但事实上大家总体反应增的要比减的多，每年增加的税收远远多于减少的税收。

梁茵：所以我们就要问，是什么到底造成了这些上市公司的税负，在这种减税的一片叫喊声中不降，反升了？

马光远：我觉得政府的创收的程度，这么多年以来，政府在做经济工作的时候，创收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因为他有了收入之后，才可以能去做很多事，所以我们看到房地产领域也好，还是别的领域也好，涉及到政府税收的话要减是很难的，其实我这么多年以来，我的最大理想就是，你不要再增加，不要喊减，我觉得减是根本不可能的。

每年不要增加太多，对企业来讲已经是非常好的好事，我觉得有一次也是在咱们这个地方，我算过我们中国人的人均税负问题，人均税负是1.3万元每年13亿人，我们所有的人均税负，事实上，如果说把城镇居民跟农村合到一块的话，跟你的收入是差不多的。

我们总体的宏观税负，尽管大家有争议，也就是说，这个税负究竟占GDP的比值是多少，有些人算出来是20%几，绝大多数的，按照国际公认的大口径去算，算出来的比重应该在33%到35%左右，这个是超过英国，超过美国的，也就是说，我们总体的宏观税负是偏高的，我们已经远远的超过了很多发达国家。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是总体税负出了问题，总体税负问题的解决不能靠结构性减税来解决，你必须控制政府的总体收入，所以这几年，有很多学者提出，能不能我们很严格的用法律规定，政府的收入不能超过30%，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提议，但事实这么多年以来，我们看到税收也好，财政收入也好，增长都是比较快的。

所以对于企业来讲，不仅仅是中小企业，对我们看到上市公司来讲都是一个很沉重的负担，税收，如果负担过重的话，事实上，整体对企业的影响是什么？影响你一个行业，一个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我们现在老是提说，中国的人口红利结束了，人口红利其实没有结束，我们一点可怜的工资对企业来讲的话，不是很大的负担，我们真正的负担是什么？交的税，物流成本，一系列的比发达国家高很多的成本。

比如说，我们的成品油的价格，等等，这些东西加起来的负担要远远高于人力成本的负担，所以如果我们总体的经济体，我们的负担过重的话，你怎么可能有竞争力，你是没有竞争力的，所以一方面我们看到，挣利润越来越难，上市公司。另一方面，政府的税收还是有增无减。

梁茵：反过来，政府拿了这些钱之后，所谓的刺激经济增长，再把这些钱再投回来。

马光远：所以总体来讲的话，如果说企业的负担过重的话，企业要想搞创新，要想搞转型，我认为是很难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有很多提出说，我们的经济增长的质量不高，我们的创新力度不久，我经常在想，一个生存都很困难的一个企业，一个行业，它有什么心思，它有什么机制保障它去创新，它不可能去创新的。

梁茵：结合在刚刚结束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到的9点，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您觉得，未来的经济上的深化，我们结合今天我们讲的整个的宏观经济面来说，是否都打到了该打的点上了呢？未来应该对工作重点到底应该是什么？我们一直在提说，我们要转变结构，深化改革，其实这样的做法，我们也在做了有一连两年的时间了，但是我们从这个数据上来很，仍然是非常不让大家满意的。

马光远：其实是做了很多年，每一年，我们都会提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工作，当然这一次提出的9项工作是今年的重点工作，他要取得一个阶段性的目标，这9点工作事实上总结到1点，我认为仍然是政府跟市场的关系问题，政府跟企业的关系问题，比如说，减少行政审批，这已经是李克强任总理以来，第二次减少行政审批事项了。

减少审批事项，意思要给企业减负，我们的很多行政审批，后面带的一连串是税费问题，你要是交费的，等等一系列这样的一些问题，等于给企业减负，同时让企业自主去。

再比如说，谈到的预算体制的改革，谈到的我们的人民币的国际化，利率的市场化等等，利率的市场化事实也在为企业减负，利率市场化以后，企业的融资成本，我想会大大的来下降，所以总体来讲，我觉得切入点应该来讲的话，是切入的非常好，但是每一项都是非常难的。

减少政府的收入，减少政府的权力，对于政府来讲是需要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

梁茵：所以现在不是说股民是不是在割肉的问题，而是政府愿不愿意去割肉的问题。

马光远：对。我想如果说，政府真的愿意自己去割肉的话，当然很好，但是我们自己想一想，如果说按照正常的生理反应，李克强总理讲要壮士断腕，但是我觉得砍肉就很难，要断腕的就更难了，所以我觉得需要内部去做一些推动。

为企业减负，金融的理顺，城乡的关系搞活，企业的创新动力上来以后，我们所讲的复苏的基本面会变好很多，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要做的经济工作，事实上扎扎实实应该去做的，就是把这两个关系，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一定要理顺，九项工作事实上着眼点，就是为未来的关系理顺奠定一个很好的基础，表面上看没有减负，事实上我们所做的都是减负，当然减负是很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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