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次山：要《毁谤法》不要《新闻法》

2013年01月11日 13:31
来源：凤凰卫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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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2013年初，中国掀起了一场关于新闻自由的讨论，中国的新闻事业应该朝什么方向发展。首席时事评论员阮次山认为，中国不担心有无新闻自由，担心中国对新闻自由管制越来越松，在享受新闻自由的时候，中国的社会有没有一批有责任心的新闻人。

    凤凰卫视1月10日《新闻今日谈》，以下为文字实录：

    阮次山：不担心有无新闻自由担心新闻自由下是否有有责任心的新闻人

    梁茵：2013年从一开始中国的媒体从南到北掀起了一场关于新闻自由的讨论，在这场讨论当中，普通的观众、读者、知识界和媒体人全部都加入了进来，大家在这场讨论当中也在不断的反思，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新闻自由？新闻自由在中国目前的状况如何？他未来又将如何进行？今天我们请首席时事评论员阮次山先生来谈他的观点？阮先生，在这场讨论当中不光是中国人都全民的参与，外国的目光也在看着中国的媒体界，因为媒体也是中国面向世界的一个窗口，您在这次讨论当中，您的立场如何？

    阮次山：我还是一个观点，在2006年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请我去演讲，他们很重视这场讨论会，所以讨论后由校长自己主持。他们的主题是：中国今后的发展会不会有新闻自由的状况出现？我那次讲题就是，我并不担心中国在今后的发展当中会不会出现新闻自由的问题？可是我担心的是，当中国对新闻自由的管制越来越松的时候，中国的社会有没有既能够享受到新闻自由，又能够出现一批有负责心的新闻人。

    因为我们过去看到香港也好，台湾也好，这两个地方你不能说他没有新闻自由，尤其香港，可是香港的新闻算不算是一个有自由意识，也有社会责任意识的媒体呢？一点都没有，你打开香港的报纸来开，我们说的黄赌毒都有，还公开地在报纸里面教你怎么去嫖妓，怎么去参加社会运动，公开的耸动香港居民参加示威游行。这个是不是新闻自由呢？我在那一年我举了2003年的例子，2003年香港曾经因为“基本法23条”的立法引起社会的一阵热议、示威、抗议。

    当时已故的全国政协委员徐四民曾经发表过“23条立法”的看法，第二天的《苹果日报》全版，那天演讲我也带到美国去了，全版头版，除了报头以外只有五个字，“徐四民放屁”。这个是一个新闻自由的一个地方，他有责任感吗？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讨论新闻自由要从两个方面去理解：一个方面是理解，整个社会制度的问题。另外一个方面理解，是中国社会的媒体人、电视、报纸、刊物，这些媒体人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享有充分的新闻自由，你是不是那种有做新闻自由跟社会责任之间的判断。我们举个例子，现在整个社会，其实中国所有的媒体都是官办的，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办，可是在官办的媒体的当中就有两重的责任，一个是管理当局的责任，一个是媒体自己本身的责任。

现在有很多的不管是印刷媒体，还是其他的问题，可是自负盈亏，你要负责有盈利。为了抢观众，为了抢读者，这些主事者，这些很多的媒体往往忘了你是官方的媒体，他们在运作新闻，在炒作新闻，在理解自己立场的时候会产生什么？甚至于他比如果是一个民办的媒体在国内容许的话，他可能比民办的媒体更加的不受束缚，为什么？他出事的时候上面有人顶，上面有一个政府单位，或者是党的单位替他顶。可是他在不负责的时候，他把自己当做民办的媒体那样。

    我们举个例子，有很多的媒体，我们国家是有规定的，外国有很多的媒体因为我们国家的观众跟读者往往对这些媒体没有防御的能力，不知道怎么分辨，比如讲《美国之音》，或者是这些有政治色彩的东西，不准在国内看到，至少网上是封的，可是这些官方的媒体、报纸，我不便讲哪一家，他们转载的时候是公然转载，他们销路也很大，他可以转载，为什么网上封呢？你不是直接的转载，所以这个是管理单位的责任跟他自己的责任，我们再说，我常常问这些媒体的负责人，你们为什么有时候做的消息，做的标题都很耸动。

    梁茵：其实一看内容没什么。

    阮次山：非常耸动，我们要争取读者，争取观众，可是到底你的管理单位对你责任的要求怎么样，比如讲我们某一个大电视台，财经电视台，我说你们财经电视台，财经就是财经，怎么偶尔还会播很多儿童剧，播电视剧，还播综艺节目，还播唱歌跳舞，他说没有办法，我们要抢收视率，抢收视率牵涉两个。一个，他自己负责人乌纱帽是上面考核他的收视率。

    梁茵：收视率还和经济利益挂钩，现在很多广告商都是看出你的收视率去投广告的。

    阮次山：可是他跟我讲，他们的财经台经济利益一点都不低，因为大家也都知道财经电台是一个小众的电视台，看财经节目的，他们要假设有购买能力，层次收入，所以你是劳力士表，你一定在他这个，不会在儿童节目投。所以他说我们的经济收入一直没有少过，可是上面要考核我们的负责人工作的时候考核收视率。我说那简单，那你在重要时刻，或者每天播出三档A片，那不是收视率更高吗？收视率对你对下的考核有那么重要吗？你有分辨什么是收视率吗？我们有很多网站，不管是新华网、人民日网，你去看，百分之百的网站上面除了一般的新闻以外，有两个趋向，一个趋向尽量刊登在法律范围之内不漏三点的艳照。还有在社会的新闻上面尽量社会新闻化。

    梁茵：配以耸动的标题。

    阮次山：对。他就要点击率，你去看《纽约时报》的网站，看《华盛顿邮报》的网站，看《伦敦时报》的网站，有那玩意吗？为什么我们中国的理应应该很严肃的，很正儿八经的网站会有这个？就是管理体制的问题，管理体制出了偏差，从业人员也出了偏差。所以我们要在讨论新闻自由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理解中国这个国家面临的新闻自由有两个区块，一个区块就是从业人员、新闻人有没有达到要享受完全新闻自由的水平。

    你对新闻的判断不行，我常常讲。有很多的时候，你看我们的报纸，那些很多人爱看的报纸，今天安倍晋三要到东南亚访问，就是他要包围中国，要对中国怎么样，这些新闻的总编辑，这些版面的编辑，写这些新闻的报道这些人到底知不知道，他有没有那种能力去判断国际之间的大事，不要说在国内，国内做假新闻，往往有很多胡乱猜的这种状况。所以我觉得国内的整个社会在这个时候我们自己要，尤其是今年开始出现这个，我们做两方面的检讨。

    一方面检讨是，新闻人要自己问自己，我有没有这个能力。在十九世纪初的时候，英国跟美国因为他们也出现这个问题，他们社会成立了很多机构，新闻评议委员会，新闻的判断委员会。那个时候，比如讲英国有新闻评议委员会，有很多机构组成，有新闻单位，有社会贤达，有银行的老板参加，如果接到投诉，说你这个新闻单位这篇文章是有毁谤或者是什么，开会讨论。投票说你这个新闻有问题，一次警告，二次警告，第三次就银行不跟你来往，从中截断你银行的往来。

    他们在评断一个新闻的时候，他当然不是站在国家的立场，他站在一般的立场，所以就渐渐形成一股新闻人的社会责任论。现在我相信很多年轻人念新闻学的时候都有新闻的社会责任，你自己要明白你的新闻社会责任如何？

阮次山：要《毁谤法》不要《新闻法》

    梁茵：阮先生我们都知道媒体作为社会，我们一方面传递着消息，另外一方面其实也对全社会的一种监督的责任在里面，那么反过来说，作为媒体，又应该是由谁来监督，什么样的一个监督对于媒体来说他更有一个进步的作用呢？

    阮次山：我们这个社会跟在西方社会媒体是所谓的第四阶层，他是行政立法司法以外另外一个非常制衡的一个阶层，所以在19世纪有人把媒体说是watchdog，他也不是说看门狗，而是监督的人，不是看门的，社会的守望者。因为媒体实在是力量太大了，他出一言可以毁掉一个人，所以在过去我们国内曾经有过已故的胡绩伟先生，他曾经有个想法是在中国成立《新闻法》，我是坚决反对，为什么呢？媒体人跟一般人是应该跟同样一套法律体系管辖，什么法律体系，西方国家最重要的法律体系是毁谤，如果你对某一个人毁谤，或者是这个人可以很随便地告你毁谤的话，很多的媒体，西方媒体尤其是目前，在过去很多的媒体一被告，告毁谤，通常的法官是比较倾向于一般的告他毁谤的人，因为什么呢，媒体力量大，所以呢一告一输，输好几千万。

    那么过去二三十年，美国媒体很少没有被告的，被告了以后，你今天被告了，赔了一千万或是五百万，下一年度我就增加你的保险费，因为毁谤的保险。所以这么些年来，各个保险公司都不保你这个毁谤官司了，都不保。不保你这个媒体你不能关门啊，所以他自己保自己。自己设一个基金，每年就负责赔偿，你看他的毁谤到什么程度，约束美国新闻自由，你报一个社会新闻的时候，比如报谋杀案，王某某，我们国家这边是某某，在美国是不能某某的，王某某所有姓王都告你，我都有嫌疑，因为你不但要把他真实姓名弄出来，还要把他是什么样的人，几岁，家里住在哪里，都要弄出来。所以这个就是毁谤官司造成的后果，我最恨的就是国内媒体的王某某、林某某，你把我们这些不相干人都扯进去了。

    梁茵：好像媒体对于这个有一个解释，叫做隐私保护。

    阮次山：不，只要你变成犯罪嫌疑人就没有隐私保护了，是吧，因为隐私保护你就侵犯到我这些无辜的人的隐私了。所以我觉得第一步我们要完善我们的法律，完善《毁谤法》，而不是去搞《新闻法》，专门约束搞新闻的人，像我们这样的，你这样子不公平。

    梁茵：实际上是约束的新闻当中的不正确的，不负责任的行为。

    阮次山：不正当的行为，所以我们只要有一套《毁谤法》出来，很严格的《毁谤法》的话，在台湾你毁谤一个人还有刑事责任的。所以在这种的氛围之下，各个报纸各个媒体人自己都要小心了，因为你牵涉到毁谤问题。那好了，你做假新闻怎么办呢？你做假新闻比如说前一阵子据说是用废报纸做的包子，全中国的包子事业，因为这是个假新闻，全中国包子事业都告你。或者是你说哪一个酒，人家报道说人家有什么样的假酒，或者是什么样的，如果你没有适当的根据这样爆吸引眼球，所有的酒业都可以告你。所以用社会制衡的力量，社会法律的力量约束你新闻界。

    梁茵：我是在国内学广播电视媒体，学新闻的，像我这样的人特别就是比较早上学的，大家都听过一句话叫做我们的新闻是党的喉舌。今天在体制下我们也不用回避这一点，在国内的这些媒体都是党的领导下的，那么无形当中我们在体制内是有一个监管单位，有一个监督单位的。关键是在今天新的形势下各种思潮都在涌起的时候，我们作为原来的这种监督单位应该如何去深入的或者说去在进行现在这种监督的工作？

    阮次山：媒体作为某一个政治团体某一个党的喉舌，无可厚非。我们可以这么讲，可是这个党用这个报纸用这个电视台做他的喉舌的时候，他必须要有一个基本的一个理念，就是什么？这个报纸，这个电视台、这个电台播出去的时候有没有人看，如果没有人看，没有人重视他，看的人很少，那你这个喉舌的功能就非常少。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就讲了牵涉到两个问题，管的人的问题，你这个政令出去到底你目的何在？是不是要让一般读者观众信服或者至少他注意，所以就变成你媒体有没有公信力。你这个媒体平常其他的报道未必完全是每天给你念公文，不是每天给你念文件。

    在匡正社会风气上面，在提高人们对于政治的观察，对外来的这种不确当的不正当的言论的观察上面，你能够起正衰，起避祸澄清的作用，这也是喉舌，这也是他的功能。所以我们有很多人以为我是个政府的报纸，党的报纸，我每天就敷衍了事，不是。他给你的有时候据我所知，党里面对某一些媒体他希望你能够产生一种增加政府的公信力，增加党公信力的作用，党的公信力不是叫你每天你把文件给我念一遍，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我觉得有很多我刚才讲的，有很多的媒体人他误解了，他需要去侵犯人家的毁谤隐私或者是为非作歹，他希望上面那顶帽子保护他，真正约束你新闻自由的时候我有新闻自由，这是不对的。我们再举个例子，有偿新闻，我们规定说新闻记者采访不能拿钱，多久以来现在继续拿。

    梁茵：我相信普遍存在的。

    阮次山：不但普遍存在，如果哪一个公营事业单位发生了什么样的大灾小灾或意外，我认识几个公营事业管宣传的，第一件事情就赶紧准备红包，这个是大灾难，或者是跟我的乌纱帽有关，我就这个至少给他总编辑多少钱，给他记者多少钱，把这个事情盖住。你怪那个给钱的人还是怪你。所以在我认为现在我们的新闻单位也好，主管单位也好，要有两个意思。这个两个意思是如果你新闻单位不健全，如果你新闻单位常常做出越轨的行为，对你的党，对你的政府公信力受到损害，哪一天你需要用公信力去压迫谣言的时候，就澄清谣言的时候你就发现。

    梁茵：狼来了。

    阮次山：对。第二个就是我们从长远怎么看待呢，长远怎么解决呢？我认为现在所有的新闻单位要做一个长远的打算，包括我们主管单位做长远打算，我要培养赶紧培养一批年轻的忠诚的这些干部，让他们去深造，或者是让他们出国也好到国内也好，提高他的素质。让我们这批人以后主管当家了以后，他对于新闻自由的后面，对于新闻本身报道的内容深度，还有对新闻自由的社会责任，他有一个。

    梁茵：高素质。

    阮次山：高素质，而且是国际水平的了解。现在我们可以很负责讲，如果在全球召开一个高层的领导阶层的媒体论坛，我们的新闻界的主管，我们的记者，我们的编辑没有几个可以在席上面不念稿发言，而且跟人家非常开放的交谈，这个是我们的危机。我们的新闻人的素质有待提高，而且在主管单位去评断一个新闻人的素质的时候，你不要把它当做一个官位，你必须要把他用更正面的更长远的水平去判断这个人。所以我认为最近的很多检讨很多风风雨雨，方向都走错了，我们没有反求诸己，从基本面从根本的问题去看。我过去常常在各地演讲的时候讲过，我们要建立专家记者，专家编辑的制度，你这个跑法律的跑医药的记者你是不是专家。

    梁茵：专业背景。

    阮次山：我们在美国有很多的大的新闻媒体，比如讲CMN或者是NBC或者是《纽约时报》，他跑医药新闻的记者本身就是个医生，CNN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医药节目，他主持人自己本身是很有名的内科医生，所以我们现在跑经济新闻的记者，你有没有经济的背景，你懂不懂经济，你跑其他的历史学术你懂不懂，我们常常碰到很多记者问外行的问题。

    梁茵：我们很多人都是在工作当中学习。

    阮次山：对，所以你的内容行吗？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开始还来的及，就是对我们所有新闻单位不管是电视媒体或者是我们重新做个检讨。我们有主管单位，这些都是党的喉舌，既然是你的喉舌，你对你的喉舌的水平要加以策划，长期的培训人才。这样子的话这不是一天两天，再过个十年八年我们整个社会会有与时俱进的新闻人出现。

    梁茵：无论是从业者还是管理者都要提高他们的素质和水平，然后同时在未来加强互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