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光远：“人口多是负担”的说法不尊重人

核心提示：十八大报告当中提出的2020年，中国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十八大更是传递出了强烈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信号，这也是不容忽视的，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当中将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列为未来经济建设五项具体要求当中的第一项做了重点阐述。

凤凰卫视11月16日《新闻今日谈》，以下为文字实录：

梁茵：昨天我们请著名经济学家马光远先生在节目当中为我们解析了十八大报告当中提出的2020年，中国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为了实现这目标，可以说我们也知道未来十年中国经济的一个走向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十八大更是传递出了强烈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信号，这也是不容忽视的，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当中将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列为未来经济建设五项具体要求当中的第一项做了重点阐述，今天我们在请马光远先生来为我们解读分析。

马先生，您在看到第一项就提出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这个提法提出的时候，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您现在对于未来十年中国经济的走向是怎么来设想的？

马光远：事实上，我们现在大家对中国改革有一个误会，认为经济改革已经完成，社会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启动，但事实上，在我看来，中国很多领域的经济体制改革刚刚开始，而且是刚刚破题，改革的方向，改革的目标，改革的着力点恰好是未来十年我们去需要做的很多的事。所以第一个我认为真正的经济改革，有难度的经济改革未来十年才刚刚开始，所以第一个是经济改革仍然很重要，仍然是未来中国三大改革里边最重要的议题之一，所以我认为把经济体制改革列为十八大报告里边浓墨重彩的来进行描述，来进行规划，说明首先中国未来十年的经济发展真正的活力在什么地方？在改革，也就是说改革能否推动，经济体制领域的一系列关键的改革能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影响中国未来经济的增长，也影响未来中国经济的命运，中国经济的命运事实上等于中国的命运，所以我认为未来的十年。

有很多人讲说，我们的制度红利结束了，人口红利结束了，事实上我认为这两个红利都没有结束，人口红利，我们不仅仅指的是人口的数量，还指人口的质量，人力资本本身的素质是未来十年，我们以前的大学生扩招也好，我们以前很多的企业的投入也好，我想都是为未来的经济增长，创新驱动战略提供一个事实的环节，所以未来，我们谈到人口红利的时候谈的是素质红利，不是一个数量的红利。

梁茵：这是一个非常新的提法，以前我们总认为我们人口多就是我们的人口红利，我们现在进入老龄社会了，所以人口红利在渐渐消失。

马光远：首先是人口多不是负担，我们现在总是把人口多认为是一个负担，我认为这是对人的一种非常大的不尊重，人口多当然不见得你能创造更多的生产力，但是人口的素质高肯定是能够创造更大的生产力。第一个，人口红利没有结束，我认为人口能够实现中国经济转型的人口的红利恰好在未来十年，我们会看到出现一个大的增长。第二个，所谓的改革红利已经结束，我认为未来中国经济要保持一个比较快的增长，要保持一个高质量的增长，要塑造真正的现代产业体系，要真正的形成所谓完善的市场经济的话，我认为仍然要靠改革，所以这两个红利我认为是影响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关键的关键，这两个关键我想在我们的十八大报告里面都通过某种方式已经很明白的体现出来，所以中国未来的十年仍然是一个红利社会，当然问题可能会更多。

梁茵：我们看到在提到经济体制改革的时候，十八大报告当中提出的他的核心问题就是要解决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您可不可以从现在的现状来为我们现在的中国经济，市场和政府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这样的关系持续下去对于中国经济影响是什么？未来我们要怎么解决呢？

马光远：经济学事实一直研究中国与市场的关系问题，经济学从一开始产生到现在为止，大家争论最多的也是市场与政府的关系问题，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的分界也是因为政府跟市场在整个经济，在资源配置的关系不一样，出现了一个非议。我们说真正的市场经济，我们从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我想有一个共识我们从来没有违背过，也就是真正的市场经济是市场在资源配制中起着作用，由市场来主要配置资源，如果是市场照顾不到的地方，很少的地方才由政府来进行配置，这是基本的制度，我想不管你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叫什么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果你最终落在市场经济的头上，概念就是完全一样，就是必须市场来配置资源，但是这么多年以来我们看到，我们在整个市场经济建设的过程中，恰好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们看到无论是信贷资源、产业政策资源，还是一些税收优惠资源，还是一些别的资源，我们看到好像总是有一个有形之手在进行调控。

我们很多资源的配置都是建立在市场基础上，我们经常讲的是找市场还是找市长，有些人未来的市场经济是必须去找市场，我觉得一个企业家在中国生活的话，你如果纯粹去找市场的话，最终肯定是要失败的。如果你不找市长，不去搞一些资源的话，我想你要生存下来也是比较困难，所以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政府仍然是干预过多，掌握的政策资源过多，我们在很多领域里，在配置资源的时候仍然是以政府的意志，以政府各种各样的政策目标来配置资源，而不是说，比如说我要去办一个产业，比如说前几年发展的光伏产业，现在之所以出很大的问题，本身一开始是个市场化程度非常高的，但是当我们把这个产业本身作为一个战略新兴产业的时候，政府的各种优惠出现了，政府的各种倾斜政策出现了，当政府出现各种扶持这个产业发展政策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人靠这个产业来套利，他不是去发展这个产业，他以前是做鞋子的，他根本不知道光伏是干什么的，突然一听说政府要把大量的钱投入光伏产业的时候，鞋子我不做了，我去干光伏。

而且他还真能干光伏，最后我们说出现了大量的产能过剩，而且我们知道现在很多项目的钱都被套走了，如果说一个做鞋子的看到这个产业未来的发展前景很好，如果说他没有去找有关的部门去拉这个项目的话，这样的话这个配置我们认为未来的发展不会这么疯狂，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凡是发展光伏的都找市场，最后政府想方设法的来推动这个产业的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可以说产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很大的悲剧，这个悲剧的制造者是谁？我认为是政府的过多的干预，所以未来我想宏观领域，政府可能完全推出的话不可能，但是我觉得微观领域，最起码应该保证99%的领域应该完全交给市场，只有1%领域留给政府的话，这1%也是非常大的，所以所谓政府跟市场的关系，我想说简单一点来讲的话，就是当一个人在决定做什么的时候是看谁的脸色，是去研究这个行业，还是研究政府会不会来扶持，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未来十年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基本命题仍然是政府退几步，市场进几步的问题，而不是别的问题。

所以我们这么多年以来，可能从改革一提出到现在仍然在解决，未来十年能不能解决，我认为未来十年可能完全要解决的话不可能，如果放二十年，三十年，我们到一定程度以后，当我们看到某个产业发展，去研究一下产业发展的规律，而不是研究政府政策的规律的时候，这个就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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