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童”刘绍棠被划右派轻生 党规规定自杀就是叛党

刘绍棠受到乡亲照顾 在儒林村度过十年动乱

曾彩美：这个1958年那一次对他的那个教育很大，为什么？因为被清除出党，被开除出党之后，好像就没人管了。那么胡耀邦就给他鼓励，就说你应该从哪摔倒从哪爬起来，应该充满信心。

解说：在这个时期刘绍棠的长篇小说《金色的运河》已经在《人民时报》上刊登广告，定于10月1日国庆节出版，但是1957年8月刘绍棠被划右后，这部已经制版的手稿从印刷厂被退了回来。

刘松萝：那本书那个广告已经在王府井新华书店那个大幅广告都已经刷出来了，但是就不能出版了，然后以后那个稿子又被退回来，装在一个木盒里退回来了。然后他就很沉痛，为那个手稿写了一个祭文，就埋在枣树下面了，他当时被批判的时候很烦燥，就坐在小院里枣树下喝酒，然后又下放劳动，然后好多原来的朋友也揭发他，这种打击其实是挺大的。

段宝林：刘绍棠呢也把党看成是母亲，所以他有一句名言嘛，他说我被错划成右派，我对党呢还是很那个，因为这就像党是我的母亲，他打错了，但是我可以原谅他。这一点呢正好是有些人，就是反对他，就用这一句话，说你看，他对这个共产党完全是盲从的，是这个共产党反右明明是很坏的，他就说党好。其实我说这种人吧，就是对党是不怀好意的，他就不理解一些在党的教育培养之下的一些年轻人，他们对党的感情，刘绍棠说这个话有什么错呢？可是我们的一些当代文学的研究家就因为这句话，就说他是极左，拥护党怎么是极左呢？

就把他排斥在当代文学的文学史之外，所以你看现在出版的这当代文学史，他是最有新中国特点的这个作家吧，都把他排除在外，这很不应该。

解说：1962年春天，刘绍棠被正式宣布摘掉“右派”帽子，胡耀邦知道消息后把他找到自己家里谈话。

曾彩美：谈话主要就是给他讲，要像司马迁一样地发奋读书，著书，发奋著书。

解说：胡耀邦曾经拜托北京市委给刘绍棠安排个工作，可事不凑巧，为了度过经济困难时期，刘绍棠的户口本上职业一栏仍只能填上“无业”。当时刘绍棠住在北京自己买的一所房子里，靠稿费生活，并大写其长篇小说《狼烟》，同时管片警察常来看他。

曾彩美：因为有这么一个右派人物，摘了帽子也好，不摘帽子也好，他们都是要了解动态，有时候我们晚上，晚上我们一般都睡得很晚，他在写作，我在那儿缝被子，都没睡觉，深更半夜地敲门就进来。所以他后来就是这样，他就说明人不做暗事，他反正写的稿子我都搁在桌上，你们要看要检查你们就检查。

解说：但1966年6月以后，文革开始，刘绍棠想起家乡的一句民谚，小乱进城，大乱入乡，他收拾行囊回到了家乡的土地，重归大运河畔的儒林村。

郑恩波：刘绍棠在村里他威信很高，刘绍棠这个人很随和，他没有架子，和谁都拉的来，尤其是和大娘，老大娘和小孩，这个人嘴毫无城府这么个人。所以后来有一次干活，有人就说他干活怎么这样呢，就是说你们不执行政策，连割草都不好好割怎么的，后来就那两个人，什么右派啊，我们不知道他，我们知道他是怎么长大的，我们是村里几辈子就出来一个念书人，好不容易出来这么一个作家，我们知道该怎么对待他，就这样讲。

解说：在儒林村，刘绍棠受到了来自乡亲们的保护，有一次刘绍棠劳动的时候，挖土地因为不够一米，管事的人要找刘绍棠的麻烦。

郑恩波：过来就要跟刘绍棠不客气，结果后来村里有一个人就过来，这个事刘绍棠跟我说过，一个小伙叫什么名我忘记了，就过来，怎么的，哥们，要动硬的吗？告诉你这刘绍棠不行，人在这儿呢，你试试看，结果拿铁锹就把铁锹掰折了，意思就显示一下儿你要动真格的话，你瞧瞧看，我这铁锹把，我都能把铁锹把獗折了，你瞧着怎么样，结果那人吓得溜溜地走了。

解说：在乡亲们的照顾下，刘绍棠在儒林村度过了十年动乱，1978年胡耀邦主管全国的平反工作，刘绍棠给他写信。

曾彩美：他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汇报了他这二十年来的情况，而且有一个材料让他转给华主席，后来胡耀邦不是回了一封长信嘛，就肯定了他这些年在农村还是很有作为的，而且出了作品。

刘松萝：他在信里边儿说，你在信里说你生活过得还可以，说这个我不相信，说不过这是为人民做了好事的人，不可避免的遭遇，说我只能说到这里，我不能再说更多的东西了，非常有感情的，然后他说你回家的时候，说星期日我在家，你要愿意来欢迎你。

曾彩美：后来就真到他家去了，到他家去呢也是气氛很轻松，谈了一些事情以后，当时好像就是中午要吃饭了吧，吃饭让他跟家里人一块吃，刘绍棠有个习惯吃饭前得先去卫生间，胡耀邦真是一点架子都没有，围着桌子周围那个就站在那个椅子后面嘛，就那么等着，等着他上卫生间回来，大家再一块吃饭，很随便而且很亲切，这个他回来以后给我们讲得挺生动的。

刘松萝：然后他见到胡耀邦以后，那胡耀邦第一句话说，说我从来不认为你是右派，谁谁谁也不是右派，你就是骄傲，他是这么说的。然后我父亲就跟他说，说您还记得，我父亲跟胡耀邦说，您还记得说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的那个说法吗？那个胡耀邦说，他歪着头想了想说，我说过好多话，好多都记不住了。说不过这话像我说的，说只有我才敢说这样的话，在那个时候。

解说：粉碎“四人帮”之后，在大部分作家才刚刚开始尝试“伤痕文学”，运用文学形式对“文革”进行批判揭露之时，刘绍棠便以一篇《蒲柳人家》，用淳厚的乡土风情和鲜活的文字接通了文学与传统文化的脉络，给读者带来了意外的惊喜。

曾彩美：跟他那个离群索居，过的这种日子的话，是在他一个是划右以后，一个是到农村去，到农村去也没有正式的工作，也没有恢复名誉，因为你不让你发表作品，那人家不看你是什么人，是摘帽右派，在那种情况下他很少跟人来往，到后来他重返文坛以后，他已经是站起来了，我觉得他在这方面做得还是比较好。

解说：慢慢的刘绍棠还和以前的朋友恢复了来往，他曾经在自传中说过，50年代的老朋友中他读浩然的作品最多。

曾彩美：你看对浩然他主动联系，因为浩然原来在通州那时候，这些人都被打倒了，只有浩然一个人能够活动，这样的话，他在大会小会点了名就批判刘绍棠。但刘绍棠在这方面不计较，别说你过去骂过我，我现在，因为文革以后，浩然反而不得势了，他没有，他也没报复，他主动地去团结他。

解说：在1978年，浩然的人生不如意的时候，刘绍棠拿着老母鸡领着林斤澜和从维熙一起去看浩然。

郑恩波：走背字的时候，不得意的时候，在北京的作协也受到了遇到了麻烦，受批评的时候。那么在这样情况下呢，浩然就到他家里去了，去告诉他人呐都是历史的人，过了一段时期，人们认识了历史以后，你浩然还是浩然，人家还是会瞧得起你的，从此你要振作起精神来，不要这个很消沉的呆在家里。浩然曾经就说过这个话，我在那个走背字那种背景下，我虽然能振作起来重新写作，刘绍棠给了我绝大的鼓舞力量，这是刘绍棠去世以后，三月十三号的北京晚报的头条消息，就是刘绍棠去世以后，报纸上发的第一篇悼念文章是浩然的《绍棠走了》。

解说：刘绍棠辍笔22年，重新回归文艺队伍时已是43岁的中年人，五光十色的文坛，刘绍棠虽然幼年成名，却已都是历史。文革后，他4年创作出27部中篇小说，刘绍棠的名字在许多文学刊物上频繁地出现，形成新时期刘绍棠小说创作的第一个高峰。中风左瘫7年多后，刘绍棠去世了，著名作家苏叔阳曾经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送绍棠长别离》一文中说，当代文学史上会为绍棠写上也应足一章的，他的名字会比他的生命更久长，更久长。

曾子墨：刘绍棠去世后葬在了大运河畔，家人在当地买了很多树苗种在墓前却都没有成活，后来妻儿将光明胡同老宅里一棵松柏的幼苗移植到了墓前，结果都活了下来，郁郁葱葱，长得有两个人那么高。妻子曾彩美说这是一种灵性，因为刘绍棠曾经是那个四合院的主人，那里的一草一木都对他有感情，而这也是他顽强一生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