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童”刘绍棠被划右派轻生 党规规定自杀就是叛党

胡耀邦约谈刘绍棠 问其是否曾有自杀念头

解说：在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15周年时，刘绍棠发表文章，提出毛泽东文艺思想应当随着时代发展而发展，对于已经过时的“策略性理论”不应守旧地、片面地、机械地执行。

曾彩美：《浅见》他就说不能对，就是毛泽东的那个讲话，不能片面地理解，应该随着时代的发展，应该有所发展，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比如说关于普及和提高的问题，他说在延安时代，那时候人们都要团结抗日，人民的文化水平比较低，这时候呢需要普及文化。那么解放以后，随着经济文化的水平的提高，就需要，文艺创作也要随着提高，你老是停留在很低级的阶段的话，它就不能满足群众的需要，主要是这个。

刘松萝：现在想起来我父亲当时的那个做法，他讲的那个事情就是修正主义，在试图修正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修正毛泽东思想，这个实际上是很不得了的事情。

郑恩波：要打刘绍棠右派啊这个事呢，周扬是保刘绍棠的，周扬，当时是谁不想保刘绍棠的，是中央有个首长，现在我也不好提及他的名字，我也不知道这位老先生在世还不在世，就非打他不可。后来那个当时的市委宣传部长叫杨述，后来调查哲学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当政治部主任。他和周扬就说，说北京市，那个人就问周扬，你们和杨述，北京市有一个青年作家叫刘绍棠的，怎么怎么样啊，你们太疯狂了，怎么把这个人给打成右派啊。

这杨述说，和周扬一致的口气，我们回去找他，谈一谈再说吧，这就搪口就过去了，结果回去以后，周扬就马上告诉刘绍棠，你赶紧走，乡下去，在北京待什么啊，让他赶紧回去，刘绍棠就自己感觉这是爱护。但是后来不行，1957年6月18号，正式开始批判刘绍棠了，他走不了了。

解说：刘绍棠的言论遭到了郭沫若、茅盾、周扬等文艺界领导的严厉批评，毛泽东在他的文章中也先后多次提到刘绍棠。

曾彩美：毛泽东在著作当中据说有四次五次提到刘绍棠，比如新社会培养出来的刘绍棠出了一本书就大反社会主义，这个一说谁要是哪个出版社要出版他的书，那就得考虑考虑了。

郑恩波：正好这个时候胡耀邦率领一个代表团到东欧访问，那么这个情节他不在，刘绍棠整个被打成右派这个事情，他不在，那么后来他要是在的话，也可能对刘绍棠说几句保护的话，说不了了。

解说：“反右”斗争开始后，年仅21岁的刘绍棠便成了“代表共和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反党典型”，戴上了三类右派分子帽子。

郑恩波：1957年反右的时候，批判刘绍棠开过三次大会，其中第三次是在团中央礼堂开的，说共产党对刘绍棠是用人奶养成一个狼子，狼子野心啊，这个话，你说人犯错误是可能的，但是不要讲这种话啊，说的太绝了。

解说：当时的北京，频繁的政治运动把刘绍棠、王蒙、从维熙和邓友梅等青年作家打成了所谓文坛“四只黑天鹅”。

郑恩波：难兄难弟，1957年反右的时候都把他们打成右派，三类右派，四类右派，五类右派，六类右派，那么后来呢，都同时平反，又回到了这个北京作协当专业作家。那些年份里，他们之间是互相支持，互相鼓励的，所以刘绍棠有一篇文章里讲到，改革开放初期新时期以来，四只黑天鹅的长空比翼，带动着整个中国文艺界，文艺发展的格局。

解说：反右开始后，刘绍棠遭到一系列的批判，又被剥夺了写作权利，无法重新发表作品，被迫“下乡劳改”。1958年3月，刘绍棠被划定为三类右派分子，开除党籍，回乡劳动，以观后效。几天后忽然接到通知，胡耀邦要找团中央具有代表性的右字号人物个别谈话，每人30分钟，刘绍棠便是其中之一。

刘松萝：胡耀邦好多说话的方式吧，有点像他作为军人时候说话的方式，就是说他跟他那下级说，你是不是想过自杀，那意思就是说你是不是坚持不住了，是不是想过自杀啊？

解说：晚年的时候，刘绍棠曾在一部书的题记里这样写道，当时主持“反右”斗争的一位领导人在一次讲话中说要将“右派分子”杀一批，关一批，我自知难逃监狱刑场这一关，曾经准备自杀，不愿死在自己人的枪口下。1958年3月受到处理，胡耀邦问我可曾有过自杀的念头，我没有说实话，这是因为已经传达和执行了毛泽东的指示，对于“右派分子”一个不杀，基本不抓。

那个时候共产党员不管是何原因，自杀就是叛党，我虽已被开除党籍，但在胡耀邦面前仍然自以为是共产党员，也就以曾有自杀的念头为羞耻。后来胡耀邦问刘绍棠，你知道你为什么犯错误吗？

刘松萝：我父亲他当时在回忆中是这么说的，他说他把那个郭沫若、茅盾，毛泽东在他们给我安上那东西，编制在一起来敷衍胡耀邦，然后胡耀邦很不耐烦地把这个打断了。

王培洁（刘绍棠好友）：就是说你就是骄傲，是吧，你别的没有，说你从今以后，你要把骄傲这个事情给我戒掉。

郑恩波：刘绍棠就愣住了，哎呀，骄傲是个思想修养问题啊，大反社会主义反共产党，这是政治问题啊，怎么我这么大的罪行，耀邦同志就称我是一个骄傲问题呢？他呆若木鸡。

解说：刘绍棠一听，不禁愕然，别人认为是大反社会主义这样严重的政治问题，在胡耀邦这里成了个人骄傲，他直了眼睛张大了嘴。胡耀邦点了一支烟，态度平和了一些又对刘绍棠说，你连我也看不起，不爱听我的刺耳的话，喜欢听那些吹捧你的人的话。

曾彩美：1956年作协不是反映了他的情况，反映了他们在会上大反领导，胡耀邦也不太满意，所以就有点批评他的意思，说不仅不来，就说原来约定你主动来，你主动来找我谈两三次话，结果他一次也没主动，每一次去都是通知到他，他才去。那请也不来就是1956年，也是关于青年创作会议的那个，因为有关会上的情况，刘绍棠觉得自己就说受了批评，他就不愿意再去了，也就唯一的一次。

郑恩波：胡耀邦就讲，就是提到了，找你不来，不找你不来，你就更不来，就提到了1956年是怎么怎么回事儿，就让他以后，你每年起码要有三次要找我，主动找我，我要跟你谈话，每年三次。刘绍棠就这次谈话以后，他一次也没找，他为什么呢？我怕别人说高攀高枝，攀高枝，没有必要，他没找他。

刘松萝：我父亲有句话说得特别好，他说我从来不认为耀邦多喜欢我，在耀邦同志看来说我有两点可取之处，一个是努力写作，一个是不向他谋取私利。所以我觉得我父亲是很清醒的，他知道他们两人的关系很好，但是他也知道他自己的位置是在什么样的位置上。

解说：临别时胡耀邦问刘绍棠，还有什么委屈和要求，给他三分钟时间。刘绍棠希望胡耀邦不要把他开除出党，能不能改为留党察看两年，此时刘绍棠已被开除党籍，说话时已经泣不成声。

曾彩美：天塌下来了你想想，原来这是天之骄子，现在一下子开除出党，简直就不能接受，你知道吗？所以你看他不要求我能不能够，跟胡耀邦说我能不能够留党察看，不要开除我。他当时一个观念就觉得，如果没有党的话，不是党员的话，根本就没有方向了，就没法活了就是。

刘松萝：因为我父亲他从小，他基本是被骄纵的一个人，被别人都基本是宠着他，受到这样的打击其实是很难承受的。

郑恩波：结果后来临走的时候，胡耀邦就跟他讲，你呀，好好干，问你想怎么办，绍棠讲我五年以后还是，从哪儿跌倒的我从哪儿爬起来，胡耀邦说好样儿的，这就对了，你20年以后还是条好汉。

解说：最后这句话刘绍棠记了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