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童”刘绍棠被划右派轻生 党规规定自杀就是叛党

刘绍棠仰慕肖洛霍夫 准备专写自己家乡风貌

解说：1954年秋天，作为儒林村的第一个大学生，18岁的刘绍棠扛着行李卷走进了北京大学的校门。

段宝林：他刚到北大的时候啊，我们的系主任杨晦先生，其实杨晦也是个作家，他写过很多那个剧本，五四以来的，他也研究朝语。他就跟我们说，在迎新大会上就说，北大中文系不培养作家，只培养研究家，批评家，学者，不培养作家，所以这一点呢对刘绍棠是很不利的。

解说：在北大，刘绍棠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同班同学段宝林就还记得1955年元旦晚会上刘绍棠给大家讲了一个叫做《乔太守乱点鸳鸯谱》的故事。

段宝林：他记得滚瓜烂熟，哎呀就像说书一样，表演得，记得非常熟悉，因为他这个人吧，从小在农村，他这个个性啊，就很随和，很注意，很尊重大家，不是那种孤傲的人，绝对不是孤傲的人。虽然他很有成就吧，但是他学习还是很努力的。

解说：当时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有四大一级教授，他们是教音韵学的王力，教古汉语的魏建功，教先秦文学史的游国恩，教文艺学概论的杨晦。

郑恩波：学的功课当中又有古汉语，这个很枯燥，很难学，所以刘绍棠觉得我这样待下去，将来以后我实在是我怎么办，我想当中国的肖洛霍夫，我想写《静静的顿河》那样的作品，这不影响太大了吗？所以实际上刘绍棠在大学那一年里没好好去在中文系好好投入，拿出全部精力去好好念书。

解说：当年的北大图书馆也是刘绍棠的创作室，他代表作之一的中篇小说《运河的桨声》，就是写于北大图书馆。

段宝林：在上课之前他就坐在那儿，坐在那儿闭着眼睛在那思考。我们班上有一个原来团支部书记叫张红，是个女同志，部队来说，她说你们看，作家又在那构思了，我一看他在那闭目在那想。他很有特点，他不用自来水笔，我们都用自来水笔很方便，他不用自来水笔，他用蘸水钢笔，那么上课的时候呢，也用蘸水钢笔。我们北大很大呀，从外文楼到文史楼就要走好几百米，他就拎着一个小的一个墨水瓶，拎着墨水瓶，带着蘸水钢笔，带着笔记来去上课。

解说：在教授游国恩的眼中，刘绍棠是个浪漫派，想要做学问必须转变作风，刘绍棠一心想着创作，对于学校的其他活动，并没有太大的兴趣。这时候，丁玲主管的中央文学研究所正办得红红火火，对刘绍棠产生了巨大的诱惑力。

郑恩波：他这个时候就1955年夏天，他就跟学校提出来，我还是走吧，离开北大，但是学校里是坚决不放，坚决不放，杨晦就跟那儿找他谈了三次话，说不行，你这怎么行呢，这么好的学生，你走不行，说你实在要走的话，我给你保留学籍，你什么时候想回来都可以，你岁数小啊，才十八九岁，你回来时候我给你保留学籍，你再重念可以。后来再加上胡耀邦也说了话，这样他才离开了北大。

解说：北大教务处在开给他的退学证明上还保留了他回北大复学的权利，只是刘绍棠再也没有重返北大继续学习。

1956年刘绍棠加入中国作家协会，4月被团中央批准专业创作，由于仰慕苏联作家肖洛霍夫，刘绍棠便准备走肖洛霍夫专写自己家乡风貌的道路，希望以自己的作品描绘出自己家乡京东北运河农村20世纪的风貌，留下家乡历史、景观、民俗和社会学的多彩画卷。

段宝林：他这一辈子好像就是要学习肖洛霍夫，要做中国的肖洛霍夫，肖洛霍夫写了一部书叫《静静的顿河》，是一部世界名著了。他说我要写一个《静静的运河》，虽然当时就二十岁吧，但是他决心那个，要做那个乡土文学的大作家，他并且向那个外国的文学学习。

解说：由于被团中央批准专业创作，从此刘绍棠不拿工资，全靠稿费收入养家糊口。

刘松萝（刘绍棠儿子）：然后呢他到团中央以后呢，因为他当时那个发表作品也并不困难，然后稿酬也挺高的，所以是他跟胡耀邦说就想不拿工资，然后专心去创作。就是说他一生吧，都是挺独立的一个人，就不是特别地想靠那个，比如说单位组织这样的。

解说：1956年，刘绍棠从事专业创作后，回乡挂了一个乡党委副书记职，以便体验生活，当时刘绍棠创作势头正顺风扬帆，不免有些年轻气盛。

刘松萝：就是谈到他在乡里看到的一些不正之风，他对那个下层的那个基层的那种政府的一些，就是说有时候失控的东西，他一直印象特别深，所以后来他写那个《田野落霞》就反映了这个情况。《田野落霞》后来也被批判了，它其中提到了县长、乡长那些人，很那个跋扈。

解说：1956年春天，全国青年创作会议上，刘绍棠带头发言，对当时文艺界存在的问题发表了一通意见。

刘松萝：主要是认为文艺和政治的关系，他觉得作家在创作的时候，被政治束缚得比较厉害，在题材上，在表达上，束缚得比较厉害，所以提了一些意见。

郑恩波：他就说话就有点儿犯上，对人家不恭，或者引起了人家的意见，也有人就把这事儿就反映到团中央，有一个书记就提出要给刘绍棠处分，怎么这样呢？但是后来送去了，报告送到胡耀邦那里，胡耀邦呢就把这个事儿给压下来，就没有处理刘绍棠。

解说：随后胡耀邦便把刘绍棠找去谈话，他肯定了刘绍棠的一些观点，又批评他不应当在大会上不冷静。

曾彩美：就认为有意见可以提，但不能用延安轻骑兵的那种，轻骑队的那种方式，比较粗暴的那种方式来反映意见。

郑恩波：胡耀邦给绍棠讲，以后你见了这种事儿，你少说话，不能这样，你怎么是这样呢？刘绍棠就觉得自己受冤枉了，话不是和他有出入就说了一下，和他顶撞了两句。所以刘绍棠后来讲话的时候，我在耀邦同志面前讲话是百无禁忌，从来我不跟他讲话，我不感到自己呼吸困难。

解说：胡耀邦见刘绍棠这么不接受批评，也发起火来，这次谈话不欢而散。末了，胡耀邦仍严厉地告诉刘绍棠，今后你少参加那些活动，一年要读1000万字的书，向我汇报。

刘松萝：胡耀邦后来就是不让他老参加好多活动，发表好多言论，其实这样说也是正确的，现在回想起来是正确的，一个是保护他，一个是作家他的活动要少一点，创作要多一点。

郑恩波：少年得志啊，有时候讲话就很狂，这是事实，刘绍棠自己都承认，我那时是狂，所以有时候讲话很没有分寸。那么这个胡耀邦就跟他讲了，你还有一点你不要骄傲，你这个人容易骄傲，这么就劝他。绍棠自己讲，他说我不觉得耀邦同志怎么特别喜爱我，他从来没当面表扬过我，但是他明显他也不严厉地批评我，就这样，然后就告诉他，这次谈话以后就告诉他，你要关心政治。

解说：1957年春天，毛泽东提出“大鸣大放”的口号，文艺界也变得十分活跃起来，刘绍棠年轻，许多座谈会都请他参加，他自己也毫不客气。

刘松萝：他在1957年说了一些话，也写过一些小说，比如《西苑草》，对当时那个教育制度批评过，《田野落霞》，对农村的不正之风和腐败也批评过，但是这些都不足以划成右派。

郑恩波：其中主要的他认为呢，解放这么多年了，已经不是唱小放牛的那么个年代了，国家的形势变了，经济发展了，人们紧接着就需要文化要有一个提高，老是搞那种普及的都是不行了，应该有所提高，因此毛泽东文艺思想也应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