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震海：中国对国外能源依存度相当高

姜声扬：网民？

邱震海：很重要，民意。民意在推着决策者走。因为现在你像西方的国家，它可能是通过一人一票来选出，我们现在当然暂时还不能做到这一点，但是民间的舆论，对决策者的推动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在对外政策上面。那么国家的智囊机构，无论是直接紧扣决策层的，还是稍微远一点的，它到底建立一种什么样的、一流的、专业的研究素质？能不能提出一流的专业意见，而这个一流的专业意见，坦率的讲，它与其说是专业层面的上的，还不如说是更多的是政治文化上面的。

用比较通俗的话来说，可能我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的政治文化是报喜不报忧。我们更多的是对上面的决策者的他的意见做注释，而不提前半步或者提前一步，做引领式的一种专业的解释，这个当然也有我们的政治文化。但是中国的发展站在国家、民族和历史的高度，要求中国的学者，中国的智囊机构，提出真正一流的，同时真正独立的分析，只有独立的分析，才是于国于民于历史于民族是有利的。

在这里请允许我引用一下，德国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智囊机构，叫科学与政治基金会。它有一点情报界的背景，但即使像它这样有一点情报界的背景，在它的网页上，它有一句很有名的slogan，口号，叫“只有独立的研究，才能提供严肃的秩序”。所以这个里面，我想也跟我们中国大陆的同行们一起来思考。

姜声扬：对立战这样一个方面，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建议？

邱震海：中国世界工厂模式不可再继续维持

邱震海：在对立战方面非常重要的就是，当然这个有时间我们再讲，最主要的就是未来中国长期增长的前景，潜力到底在哪里？因为无论是过去35年的改革开放，还是尤其是过去20或者是21年的计划经济，尤其是过去十年，中国的这种模式是不可再继续维持。这就所谓的世界工厂，made in china的模式，以这种对环境的污染，低成本的，在全世界的价值链上赚取最低的，最少的那个价值链的低端，这种模式，假如继续在长期的持续的话，根本不可能构成未来五到十年，甚至是未来二十到三十年中国的核心竞争力，所以中国民族真正要崛起，还是在于我们自己国内的问题要做好。

姜声扬：好，那倘若未来中国国内的这种发展模式，已经老旧过时，不可持续的话，那未来十年中国的这个核心竞争力，究竟关键是什么？今天上午前中国科技部部长万钢，就“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举行一场记者会，并且回答记者提问。那中国国家发展的未来核心竞争力的关键究竟是不是创新？那倘若不是的话，那中国未来的发展模式究竟是什么？我们再请邱先生做我们分析。邱先生在回答这个创新是不是中国未来的核心竞争力之前，您认为中国未来在核心竞争力方面，首先要面对哪些挑战？

邱震海：就首先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因此要转型的。这个坦率地讲，现在这个经济学家说的很多。我们非常简单地说吧，中国在过去几十年发展主要是靠低成本，主要是靠世界工厂，主要是靠来料加工，来样加工，反正是给世界提供加工产品。那么在经济学里面有一个叫微笑曲线，就它的顶端和末端，虽然说是不是主要的生产链，但是它是服务型的，它是以知识产权来驱动的，从价值上它往往是获得的定价权，在世界市场上，这个利润往往是最高的。而承接那个加工，那一部分表面看上去，你是真正的核心，但其实它在整个的微笑U型曲线上，它处于价值链的低端，属于最低的。

你比如说买一台，买一台苹果电脑，假如说我们举个例子，100美元可能中国能够赚的只是3到4个美元，大部分都是给西方国家拿去了，而拿去它主要是靠服务。这个服务呢，不是说是在酒店或者是什么餐厅那个服务，而是知识产权那部分的服务，而知识产权恰恰是中国最薄弱的。

举一个例子，我在中国大陆装电脑，给我装电脑的朋友说，在中国大陆我们没有是买软件的，我们全都是盗版。这个当然不能以偏概全，以点盖面，但是我想说的是，当我们对知识产权如此不重视的情况下，你怎么能够激发科研人员去创新的驱动力，他有这个内在的积极性。我创新出来的东西，我全被人抄袭了，全都被盗版了，所以一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我们已经进入一个体制问题了，已经进入到一个文化的问题了，比如政治文化，我们的民族文化，而创新，谈创新很容易，但谈创新又非常之沉重，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看看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面，我们的出口导向。

姜声扬：经济模式。

邱震海：经济模式。一方面是导致我们对外部世界的，市场大幅的依赖，而对现在美国市场衰败，欧洲市场还依旧不是很行的情况下，我们显然不能未来靠大幅度的出口市场。而且出口市场是靠压低我们的汇率，压低我们的汇率，我们就要买进外汇，买进外汇我们就要释放大量的货币，释放大量的货币，我们就要推高我们的资产。所有的这些，最近几年，中国的物价、房价跟我们的出口性导向，这种模式有相当大的关系。未来要拉动内需，拉对内需，你显然又遇到一个我们内部的一个社会福利的问题。我们内部城镇化的现实的问题，过去大量的农民虽然进入城市，但是他没有，农民没有变为一个真正拥有城市。

姜声扬：户口？

邱震海：公共产品。不一定是户口，他能够享受跟城市居民一样，户口我们是要取消的，但他能够享受跟城市居民一样的，公共服务的一个真正的市民。把农民变成市民，农业要让它现代化，同时我们户口制度要取消，土地政策要改革，这个都是非常大的问题。谈改革也很沉重。

第三个，中国过去一大堆的优势，未来一定会失去的，人口红利将要失去了，现在在15岁到65岁之间，工作的那些就是能够拥有劳动能力的那些劳动群，它的数量将会大量的减少，人口红利就会消失。现在我们的收入在大量的提高，所以很多的农民工，每年的春节农民工都不回来了，因为他觉得他在老家也能过的真的不错，所以刘易斯拐点又开始来到了，就是大量的劳动力开始缺失了。与此同时，中等收入的陷阱又开始出现了。

现在我们从2011年，好像开始已经进入了5000美元，现在正在向6000美元冲。到5000美元，从5000美元到15000美元之间，这个2007年以后，被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们称为是中等收入的陷井，他们研究了很多拉美啊，菲律宾等等这些国家。这里面往往是来自于什么？为什么说5000美元到15000美元之间的这个经济体，它的未来的持续的动力会减少？就是它不可能再继续靠做世界工厂来解决，它必须要提高它内在的效率，不是靠投资，也不是靠加工，而是要靠提高你内在的效率。不是靠原始的出卖劳动力，出卖土地，出卖资本，而是靠大量在你经济模式上所增加的技术含量的东西。

这个服务不光是低低端的服务，不光是餐厅，服务，什么做做清洁工的服务，而是知识产权的服务，你只要牢牢抓住知识产权，你可以，这个当然后边这句话有点不太确实，你可以不干活，继续赚钱，同时，增加你未来经济模式当中创新的成本。所以这个东西，一方面，我们指出中国未来经济模式，像现在这样是难以维系的。道理大家都明白，要向着未来的创新模式转型，但一谈到创新，可能我觉得，说了已经涉及到体制了，也涉及到这个文化了。不但涉及到政治文化，也涉及到我们传统文化当中，对创新的不太尊重，甚至还取决于我们对民营企业的尊重，对民营企业的鼓励和支持，对国进民退的改革。

所以这一些就是经济的原生的动力，怎么让它继续的发展起来？使它成为人类形成的经济发展，而不光是通过国家的投资，通过土地的投资，通过整个资本的投资，通过劳动力的出卖，这些很简单，过去这个叫在经济成长的早期阶段，它以加速度增长，到一定程度它有一个瓶颈。而现在这个瓶颈不但是经济模式的瓶颈，更是社会模式的瓶颈，同时也是我们甚至是文化和体制的一个瓶颈，所以这个谈谈很容易，但是未来怎么做，希望大家一起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