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震海：市场经济是条不归路 开弓没有回头箭

邱震海（时事评论员）：所以从精神、从制度层面上来源说，今天的中国又跟100年前的中国，又回到了我们精神和制度层面的原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纪念八二宪法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不但是纪念八二宪法，我们要借着这个契机重新来回顾，来整理，来梳理过去100年中国现代化道路上我们立宪进程。谈到立宪进程的话，100年我们也不可忽视在台湾的中国人，这个1946年这部宪法，至少到目前为止相对还是比较稳定的，所以我认为这也是值得肯定的。

蒋晓峰：古老的东方中国是一个有特色的国家，这个国家特别是讲关系、重人情，但这种关系和人情和权力相结合的时候，难免会出现问题，怎样在一个重人情、讲关系的国度实现法制，我们来请教时事评论员邱震海先生。

邱震海先生我知道有一本书是叫《总统是靠不住的》，他讲的是人性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弱点，不光是总统，普通的公民可能也会有机会去犯错的话，可能也抵挡不住这种诱惑。

那么这种人的修养或者说人的素质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就需要有这种法制来归管他们的行为，是不是这样子？

中国的法制之路依然漫长崎岖

邱震海：对，我们知道，中国人以前我们的《三字经》里面第一句话，开头第一句话叫“人之初，性本善”，我们东方人假设人生出来就是善的，但如果你去在西方的语境当中，这句话要改了，叫人之初，性本恶。西方的现代的民主和宪政假设人，人的天性就是恶的，正是因为你恶，所以我用一整套制度来规范你，也许你未来会变好，那是一个偶然，但是你的恶是必然的。

所以我们说人之初，性本善，既然是人之初，性本善，我就不要体制来规范了，所以这个是体制背后，某种程度可以说明中国现代化过程当中，我们为什么立宪百年，如此得艰难崎岖后面一个集体文化基因的一个原因。

与此同时，讲到宪法在中华民族的大地上应该有100年的进程，虽然很崎岖，磕磕巴巴，但是至少100年中国有宪法，1954年也是宪法，1975年也是宪法，1946年到迄今，在台湾也是非常成功很稳定的中华民国这部宪法也是宪法，但是我要说的是有宪法不等于有宪政，这是两个概念。法律只是有了，你看我们今天去跟国际社会交往的话，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包括在知识产权等等立法没有问题的，我们今天很多问题都有立法了，但是中国的问题是执法的问题，有法不依，守法的问题，这背后又有某种程度是一个制度的问题，某种程度又是一个文化的问题。

最后两个问题，说三点，第一点我认为在我们中华民族的集体的文化基因上，也许我们一直在讲我们要法治，但是我们讲的这个制是制图的制，而不是三点水治理的治。在英文当中这个制度的制叫rule by law，为什么呢？那是统治者制定法律，统治者运用法律来完成他的统治，统治的主体依然是这个统治者，法律只是统治者手里的工具而已。

真正的法治，三点水的治呢？就是我们标题上中国的法治制度依然漫长崎岖，那是rule of law，让法律自我完成它的治理，所有人都能够归依在法律之下，这一步能不能跨越，如何跨越，背后在多大程度上遇着我们集体文化心里的障碍，这是一个开发的命题，供大家思考。

第二个问题我以前一直讲过，市场经济四维一体，有市场、有政府、有社会，这三个部分都没问题，在中国现在正在慢慢的在做，到最后一步法治，我在很多演讲当中我说，我对中国未来能不能有独立的法治，我不是没有信心，我是非常没有信心，这里面涉及到中国的文化基因的问题，当然也有一些我们目前很多官员的问题。

第三个，很多朋友在说未来的行政体制改革等等，其实做到最后，其实就是三个问题。一个是党，一个政，一个法，就是一个是执政党，一个你的行政机关，你执政党的权力如何通过你的行政机关体现出来，而不是通过党的意志来决定出来。最后这个法跟党和政之间这三者是什么关系，这个坦率地讲在中国目前的体制下，在未来十年、二十年时间里面，我觉得都是会使中国的政治学家非常头疼的问题，但是这一步中国必须要走的，因为以前我一直说过市场经济是开弓没有回头箭，那是一条不归之路。市场经济最后就是法治。

蒋晓峰：对，法治之路是崎岖而漫长的，希望中国看到rule of law，就像您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