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平：稳住大资本家 就能稳住香港

2012年03月31日 09:41
来源：凤凰网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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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我觉得跟香港的案子比，整个中国内地基本上官商勾结的事情太多了，应该是盘根错节，就是说不能说用个案来看，个案看它的数目有多少，它涉及的金额有多少，它涉及的官员有多高，那可能是个案，但是从整体来讲，从地方政府到中级政府，再往上，我估计，跟地产有关系的官商勾结太多了。

凤凰卫视3月30日《时事开讲》，以下为文字实录：

鲁韬：欢迎回来。香港的特区首长选举刚刚结束，廉政公署就高调的行动逮捕了两位地产界的大亨还有一位前政府的高官，这么一个事件在香港引起了轩然大波，这么一个事件对于下一届的政府到底是一个机会还是一个什么样的其他性质的事件，我们继续来讨论。

我们姑且认为它是一个机会吧，您认为来了这么个事件，它可以为他打开一个新的局面有什么样的契机？

中国内地是否也有“地产霸权”

杜平：香港目前社会所处的舆论的环境或者民意的环境来讲，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情，对下一届政府来讲，我们先看这一次特首选举之前的一些舆论，也就是说过去从1997香港回归之后，因为有相当长的稳定期和过渡期，然后要确保投资资本不能外流，香港经济保持繁荣。

所以从中央政府的角度来讲，或者从特区政府的角度来讲，他认为如果稳住这些大的企业家、大的资本家，就能够稳住香港，这个出发点是对的，而且做的是成功的。但是另外一方面，香港还是在变，香港变的问题就是说，现在涉及到很多民生的问题，特别是阶层之间的差异，贫富之间的差距，像这样的事情越来越比较明显的情况之下，政府的决策功能，或者政府所起到的功能，不只是说要维护地产商的利益，它必须要在地产商或者资本和社会之间、民众之间起到一个什么样的调节作用，它是一个中间人，它不是一个单单靠某一方面来治理社会的。

所谓治理社会不只是治理经济，它还需要治理到整个社会和谐的状况，香港现在很不和谐，这是非常明显的事实，温家宝总理多次讲到这个问题，民怨比较多，教育、卫生、医疗等等方面太多了，所以在这个时候，香港未来政府所起到的作用，不只是要让香港的经济更好，所以香港的经济GDP或者是表面的数字，他也看到民怨会越来越少，这是最好的，随着经济的发展，然后大多数的老百姓都能够从中得到利益，他们的生活能够越来越好，这才是政府应该起到的作用。

现在跟这个案子有什么关系呢？当然直接关系是没有的，但是这个案子本身它能够对未来的政府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或者是一个警醒的作用，是什么意思呢？因为过去大家都认为中央政府过多的在治港方面，依赖于大的财团，现在梁振英上来以后，唐英年因为财团致使，梁振英上来以后，他的理念基本上是中下层阶级的利益为重，所以这方面来讲，正好给梁振英未来的特区政府一个很好的机会，也就是说过去在治理香港方面政商之间的密切关系，就使得民怨太多，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像贪腐的问题，虽然这个案件还没有定性，但是这样的问题已经出来了，将来就必须要更多的着眼点在于民间、大陆。

这个方向我觉得应该是正确的。所以过去有人认为，包括像支持梁振英的人，企业家都不支持，企业家不支持梁振英。这个案子告诉我们什么呢，也就是说在梁振英将来的施政过程当中，即便企业家或者地产商不支持他，我相信是不会不支持的，即便不支持他，他也有民望支持他，然后在反贪方面，廉洁方面，他应该得到更多一些民意的支持，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不只是受一些少数的资本家来控制，说的更严重一点，实际上就是香港很政府的政策，过去都被认为，被指责说是倾向于这些资本家，倾向于地产商，现在就必须要改过来，现在正好就这样的事情，让民众更感觉到未来的政府必须要按照比较正确的方向，比较平衡的方向去走，而不是应该继续像过去那样。

鲁韬：会有会有一种矫枉过正？因为其实官商勾结还有一个相近的词叫官商合流，就是说政府和商界有一个比较和谐的关系，这点对于香港来说尤其的重要，因为香港主要的经济的支柱还是以商界、金融、地产。

杜平：对所有的国家，所有的社会来讲，政府跟清商这是非常重要的，清商它的资本就过来了，然后你经济可能发展，当然你的收入来源，包括你的预算，财政收支都需要靠一些大的企业家，当然就是说除了大企业家之外，你必须要顾着中小企业，现在香港的中小企业其实日子不是很好过，不讲中小企业，再讲一般的老百姓来讲更是这样的问题，占人口多数的这些老百姓他们的利益比较多，是不是会要避免矫枉过正。

我相信你现在目前还没有走到一个矫正过去的时候，因为现在很多政策还没有出台，还要等待新的政策出台，政策出台之后，一方面要确保大商家的利益得到保护，中小企业的利益得到保护，同时还要确保民众的生活来源得到保障，所以这个必须要走一个比较平衡的路线，我刚才第一节就讲到，也就是说政府的职能，它是一个中间者，他是调节者，他必须在两者之间做个平衡，当过度的倾向于某一方的时候，你必须适当的再往回走，走到中间来，适当的招呼其他群体的利益。

鲁韬：这里就是有一个（声音不清楚），就是这个事件出来以后，到底把它作为一个单一事件个案来看待，还是说很可能标志着未来政府的施政理念会发生转变，我觉得这一点恐怕除了我们媒体很关注以外，香港很多的相关的阶层也是非常的关注。

杜平：我相信内地的观众也很关心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第二个题目实际上是讲到内地的，先讲香港这个问题了，香港民众当然非常关心，是不是这个案子是单一的个案还是是一个施政理念，我觉得这个首先当然是一个个案，廉政是必须要持续走下去的，而且廉政公署它的角色，它的独立性应该更加加强，这是个长远的战略，它是一个理念，但是案件本身是一个个案。

所以，将来执政理念必须要在两者之间，大企业家或者普通民众之间做一个公平的调节者或者中立者。我想这个问题可能刚才讲内地的民众应该是非常感兴趣。

鲁韬：对，时间紧迫，您赶紧谈一下内地的问题。

杜平：实质上，我觉得跟香港的案子比，整个中国内地基本上官商勾结的事情太多了，应该是盘根错节，就是说不能说用个案来看，个案看它的数目有多少，它涉及的金额有多少，它涉及的官员有多高，那可能是个案，但是从整体来讲，从地方政府到中级政府，再往上，我估计，跟地产有关系的官商勾结太多了，所以现在要做的话，我个人觉得的话已经非常困难，但是必须要走出这一步。

所以两会期间很多的人提到这个问题，特别讲到一个顶层设计的问题，也就是说政府的政策，包括一些部门的政策，你受到某些利益集团控制的话，那你整个政策就不公平了，而且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实质像胡耀邦的儿子讲的，经济学家吴敬琏也讲到这个问题，很多的法律都是部门起草，稍加修改就报道审议，然后他讲到把国家重器交给一个部门和公司来做的话，很不安，同时他讲到特别的问题，中国的改革从什么时候开始，当然从农村开始，农村将来还是一个突破口，土地是个大问题，当前中国穷困人口已经一亿了，进城务工农民2.5亿，结果呢，如果说有一亿农民失去土地的话，那改革会很危险。

所以涉及到一个土地的问题，所以土地问题我们跟香港的问题挂起钩来，乱拆迁、强拆然后是在利益上可能倾向于一些开发商等等，不顾忌有土地的农民，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更加严重，可能比香港这个问题更加严重。

因为什么？因为除了利益输送之外，还有一个社会的管理的问题，社会的管理，你现在群体事件那么多，如果说要是香港这个事情我们感到很惊讶，在香港觉得很大的事情的话，那么中国现在，内地出现的问题就更大了，就涉及到一个社会稳定的问题，群体事件那么多，都是跟土地有关系的，所以政商勾结，在中国应该是个非常大的问题，也就是未来改革非常重大的、非常艰难的一个障碍。

《时事开讲》节目在凤凰卫视中文台播出 [节目专区]

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 23:00-23:25

重播时间：周二至周六 05:10-05:30   周二至周六 10:55-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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