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震海：中国需要再一次思想解放

2012年02月10日 11:46
来源：凤凰网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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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不要说我们现在出现了很多的国进民退，左右之争，这个方向之争，包括最近的吴英案件，在司法领域里面大家出现了彷徨，所以现在回过头来是要谈一谈市场经济搞了20年，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坦率的讲，我认为有三位一体，市场、政府和法制，这个三者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在过去20年是政府至上，下面是市场和法制，但是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要求市场和政府之间是相对比较有序的，政府是一定程度退出市场，但是不能完全退出市场，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欧洲的社会市场经济都要求政府一定程度的干预作用，但是这种干预作用绝对不能被我们转型期的经济来解释成为我们目前政府的干预就是对，因为我们目前的政府干预，它是一种从计划经济过度过来一种模式，不是一种成熟意义上的政治的干预，这两者之间是要区分出来的。

尤其在2008年之后，当美国政府也开始干预经济了，我们有些朋友就说我们的政府干预经济更不用改了，我说这是错的，美国政府干预经济，欧洲政府干预经济这是成熟意义上的市场，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而我们是脱胎于计划经济当中，本身政府包办一切的那种干预的模式，所以这两者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所以未来我认为要继续探索改革，中国现在面临双重困境，一个是我们的市场经济，怎么走向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另外我们原来脱胎于计划经济的那个畸形的经济模式，怎么使它在走向成熟市场经济过程当中，也能够变得更加完善，双重转型，在我们目前正在发生。

鲁韬：您现在谈到的一个改革的实质内容，其实现在大家可能比较担心的还有一个，可能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改革的惰性正在越来越增强。你比如说针对今年可能国内政治形势气氛会比较敏感一些，有这样的评论认为说，在维稳的趋向下，可能会扼杀改革的动力，甚至还有更极端的一点说，2012年可能是一个不作为，只看不做一年。

邱震海：为什么会有改革的惰性的，关键是不知道怎么改了，关键对改变的深层的逻辑没有做好一个好好的研究，而原来的改革所导致出来的那些负面的问题，比如说你刚才说的社会的矛盾正在日益上升，所以一个是茫然不知道怎么改，另外一个那边的问题出来了，我们需要无奈的去慰问，这来者之间，我想任何人都会做出选择，暂时不改为好，但是你这边如果继续的以维稳，当然是无奈，这边如果不去做探索，未来这个矛盾还会继续向另外一个方向去发展，所以我认为这是问题的一个真正的关键。

一言而蔽之，我认为未来我们要更有力度，更有力度的同时要更有针对性，不妨我们设几个试验区，设在哪里我们先不说，但是有几个问题是需要解决的。第一，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市场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现在中国所有问题都来自于政府过度的介入市场，但是也有一些主流经济学家认为，政府已经完全退出市场了，一切交给市场化来办，我认为这是不对的，我们今天许多的问题是来自于过度市场化，比如说教育医疗，包括部分的住房，这是公共服务产品，你政府怎么能够推出，过度的市场化是不对的，但是过度的行政化变成过度的计划经济了。

现在我们解决房价问题，又拿回来了过去计划经济的衣钵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市场化和行政化到底怎么保持一个平衡，这是需要好好的探索的，同时在政府和市场关系之外，法制的位置到底在哪里，讲到法制的位置。另外一个你刚才提到郑永年献身，我经过跟永年兄探讨，我说像你们这样的政治学家应该好好去研究未来长远党政法三者的关系到底如何。

邓小平在八十年代党政关系推不下去，九十年代开始我们出现了党政一家，带来了繁荣，也带来了问题，着眼于未来，无论是20年30年，党政法这三者之间到底应该，在我们目前的政治体制之下，应该怎么一个关系，这是一个某种程度是这样解决不了的问题，但是政治学家们一定要去探索出一种可操作的模式。

另外，社会需要培育，现在许多的民营企业家，许多的公民社会其实已经成长起来了，政府如何放权，哪些权利应该放给社会，哪些权利政府应该紧紧的抓在手里，我认为这是还是需要未来继续探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