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震海：中国需要再一次思想解放

2012年02月10日 11:46
来源：凤凰网专稿

字号:T|T

0人参与0条评论打印转发

核心提示：在20年前的1月18号到2月21号，邓小平南巡讲话。在南巡讲话20周年之际，有学者提出中国是否有必要再需要第二次南巡？评论员邱震海认为中国需要再一次思想解放，需要再一次思想启蒙，需要再一次改革方向上的一个大辩论。

凤凰卫视2月9日《时事开讲》，以下为文字实录：

鲁韬：国内的很多事情不是特别好说，但是有一个话题我相信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就是在20年前的1月18号到2月21号，邓小平到南部的，包括武汉、深圳、珠海、上海，整个地方去视察，发表了一系列的讲话，有的说法把它叫南巡讲话，后来也有人把它称之为南方谈话。现在我们所处的时间，仍然是这一次重要谈话，20周年的一个期间，我们接下来和邱震海先生继续来探讨这个问题。

邱先生，我注意到其实不仅国内可能很重视南巡讲话20周年，海外比如说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一个学者郑永年，他也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中国是否有必要再搞一次南巡》。您认为中国有必要再需要第二次南巡，或者说有没有真的是这个可行性的？

南巡20年：日益清晰？日益模糊？

邱震海：中国需要再一次思想解放，甚至我说中国需要再一次思想启蒙，需要再一次改革方向上的一个大辩论，到底中国的改革它的深层逻辑，它的大方向应该走向何方，但南巡不可能了，因为没有南巡了，巡这个字有很多帝王的色彩，邓小平作为最后一个威权式的强人，我们在他身上可以用南巡这个词，但本身坦率的讲这个词是具有相当程度的封建色彩的，所以对于一个改革开放已经32年的，市场经济搞了20年的国家未来无论有没有强人，我们都不需要有南巡这么一个事出来，因为这不符合改革的一个大的方向，改革是向法制民主自由的方向发展，这个当然是题外话。

但是回到正题上来说，我认为南巡真的是，南方讲话非常也意义，因为它是一个里程碑，我之前个人曾经有过一个观点，我认为中国最近32年改革开放有几个时间点很重要，第一个就是1978年11届三中全会，那是中国拨乱反正，正是要开始改革开放，对外开放，对内改革。

第二个就是南巡，1992年是中国开始搞市场经济了，因为我们这代人都知道，以前是羞羞答答，我们在高中课本里面学的是一开始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后来说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突出商品这个概念了，大家前面加上一个有计划的，后来变成商品经济，后来变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上一个社会主义，但是主题已经是社会主义了，现在是要完全意义上的，成熟的经济，所以现在我们讨论到底什么是市场经济的时候。

98年也是非常关键，同样也是拨乱反正，更不要说当时89年产生的政治风波，89年到92年年初的时候，人们相当成都是处于政治上，方向上的迷茫之中，第三个就是1999年谈判成功，2001年正式开始的入世进程，中国全面的全球化的进程，我认为这三个时间点是里程碑。

用周瑞金先生就以前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它是皇甫平写作小组的负责人，他所说的话，他甚至把邓小平的南巡，认为是跟1935年的中共的遵义会议相提并论，他认为这都是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在关键的时候有一个战略性的意义，所以我相信南巡讲话，战略意义我们就不再说了，你怎么去评估它都毫不为过。

那么它的结果就是过去20年中国开始的真正意义上的一个市场经济，虽然这个市场经济搞的还很不完善，现在我们看到的所有问题都是过去20年的成绩所带来的，但是过去20年的成绩是不可低估的。我们看看我们不要说七八十年代，看看1992年的时候的中国，我们的人均收入，我们的钱口袋，我们的国家的金融实力，国际实力是一个什么样的，跟今天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而且1992年的时候，我们都没有想到2012年的时候，我们会发展的这么之快，虽然这么快，由于形势比人强给我们带来了很多茫然，我们不知道未来路怎么走，无论是对外还是对内都是这样，但是这个速度之快我们是不可否认的。这个速度之快来自何方，来自1992年那次被周瑞金称之为遵义会议的南巡，拨乱反正真的是把方向给波对了，所以邓小平在88岁年纪的时候，头脑如此清醒，眼光如此高瞻远瞩，真的是让人非常之敬佩。

但是这20年带来的中国的崛起，带来了人民生活的巨大提高，国家实力的提高，也带来了很多问题，所以现在我认为过去20年是我们取得巨大成绩的20年，也是我们出现我们的问题由量变到质变累计到一定时候的20年，十年之前我们还看得出来，因为问题还在累计，关键里面更有意思的是我们的问题恰恰来自于我们的成就，我们的成就里面本身就包含着问题。

鲁韬：所以我看您起的这个标题很有意思，叫看着越来越清楚，也看着越来越模糊。

邱震海：为什么说越来越清晰，就是说时间过越久，我们越觉得邓小平当年这次南巡的伟大，它的高瞻远瞩。如果说当年没有邓小平拨乱反正，中国的改革的一叶小舟可能向着另外一个方向去走，可能向左的方向去走了。邓小平当时在1992年的时候就说，谁不改革谁下台非常厉害说的，思想再解放一点，步子再大一点，现在温家宝同样也是说了，温总从新拾起了当年邓公讲话的一个精神不改革死路一条，而且李克强副总理也讲到现在改革进入了深水区，所以我现在这个意义是随着日益的推久，我们会看的日益清楚。

鲁韬：如果说邓小平当时看了中国20年，现在我们再看中国20年，似乎真的有一点缺乏方向感。

邱震海：我觉得这个模式，坦率的讲，过去20年这个模式是中国的一种模式，坦率的讲，这不光是中国模式是东亚模式，什么叫东亚模式，东亚模式就是经济起步的早年都是政府主导，而且政府的威权高度主导，这个政府主导带来很多的好处，就是资源的高度集中，政府的高度资源的调拨，但是到了一定的时候必须要进行转型。无论是过去亚洲四小龙，到了经济成长到一定程度都有一个转型的过程，包括从行政上，包括从社会体制上，乃至包括从一定的意义上的政治体制上，因为一个政府高度集权，它的经济的早年会带来经济的高度成长，但到了一定的时候它会带来许多的问题。

比如说，像我们现在遇到的官商勾结，比如说政府掌握了过大的权利，自然会带来很多的腐败，所以我记得80年代末的时候，当时学者们都在讨论一个新权威主义，需要东亚的模式是呼唤一种所谓的新权威，这个新权威必须是脑子非常清楚的，必须是高瞻远瞩，但是到了一定程度是必须要知难而退的，必须知所进退的。当然这个不符合民主和法制的一个自然的逻辑，但是我相信这是东亚发展的一个必由之路，但是现在中国如果说过去20年，过去10年还没有看出这个问题，现在到2012年，无论是纪念南巡，还是我们遇到那么多问题，现在是我们开始梳理的时候。

改革探索：应更有力度更有针对性

鲁韬：有关南巡讲话或者是南方讲话，我想讨论的意义无外乎要坚定中国改革的意志和决心，但是到底如果进一步的推进改革的步伐，可能会遇到哪些问题，我们继续的和邱震海先生来进行探讨。

邱先生，我们先从南巡讲话所反映出的中国改革的一些模式来探讨，比如说首先体现了一种自上而下，它的一个核心的支点首先要解放思想。另外，实际上是介入中国当时的一些改革开放的试验田，逐步在全国推广，您认为，我们接下来要继续的在过去20年基础上，继续的推行这个改革需要注意哪些方向性的问题？

邱震海：现在是到了一个思索的时候，现在面临这么一种问题，大家一方面看到了南巡讲话伟大，对它的意义日益清晰，另一方面也看到了，也感到日益的彷徨，日益的模糊。譬如说有人说这个模式很好，过去20年给我们带来的巨大成就，所以我们不用改继续下去就是了，但是与此同时，持这类观点的朋友们又无法解答，如果这样在我们这样的模式当中，有没有一些逻辑的支撑点，我们目前的官商勾结，权利高度集中带来的腐败现象，能够自我新陈代谢能够化解，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既然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就证明我们的改革还是依然相当茫然。

《时事开讲》节目在凤凰卫视中文台播出 [节目专区]

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 23:00-23:25

重播时间：周二至周六 05:10-05:30   周二至周六 10:55-11:20

声明：凡注明“凤凰网”来源之作品（文字、音频、视频），未经凤凰网授权，任何媒体和个人不得转载、链接、转贴或以其它方式使用；已经本网书面授权的，在使用时必须注明“来源：凤凰网”。违反上述声明的，本网将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