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得主迈伦·舒尔斯：人民币一定会成为主流货币选择

核心提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伦·舒尔斯在谈到中国经济改革问题时分析到，中国下一波改革的浪潮应该就是人民币的国际化，以及提升国际贸易的能力等等，这些步骤都会走，从而促进改革。有意思的原因是尽管中国和美国本身在铸币利差上存在竞争，这一切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因为如果美国采取“内包”策略，在能源上对其他国家的依赖性降低，这就意味着在体系中流动的美元变少了，也就是说需要由另一种货币作为交易机制，在中国的资源部门、矿产部门、能源部门或石油部门等等部门，还有诸如钢铁一类的出口产品，以及包括消费品以外的其他产品的贸易活动中，为了使得贸易更加便利，人民币必须并且也一定会逐渐成为主流货币选择。同时这也是为在中国的外资投放，以及海外华人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提供可能。在此基础上，还需要让银行支付或收取的利率具有竞争力，并创造一种新的银行文化，一种更倾向于借贷的文化，而不是倾向于现金转移，这些都是有待建立的。

凤凰卫视12月29日《世纪大讲堂》，以下为文字实录：

田桐：2008年9月，美国华尔街投行雷曼兄弟申请破产，这样一场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马上蔓延至全球，发展成为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仅过五年之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3年9月份再次发表讲话，他说美国现在的金融体系较金融危机期间已经相对安全，而美国的经济复苏取得了长足发展。那么究竟美国真的走出危机了吗？而仅仅五年之后这样一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就已经走出阴霾吗？金融危机后的全球经济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今天我们走进了香港城市大学，和这里的同学何老师一起来听教授的演讲，那我们今天远道而来的贵宾呢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教授迈伦·舒尔斯教授，以及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经济与金融系王景东教授和我们一起来对话金融危机后的全球经济，有请二位。

解说：迈伦·舒尔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坦福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与费雪·布莱克共动提出了著名的期权定价公式，布莱克—舒尔斯模型。该模型提供给人们计算金融衍生产品的基本概念，并已成为全球金融市场的标准模型。1997年迈伦·舒尔斯和罗伯特·墨顿凭借该模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王景东，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经济与金融系教授，王教授致力于研究多种市场的价格形成机制，股票、债权、房产、外汇市场等，他对美国国债一级市场的研究学术界和政策面都具有一定的影响。

田桐：很高兴见到您，舒尔斯教授，王教授您好，非常荣幸和各位在一起探讨金融方面的话题，王教授您长时间来对于金融和经济做研究，从您的角度来讲，舒尔斯教授他的诺贝尔得奖的BS公式，以及他整个个人在整个金融界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和贡献？

王景东（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经济与金融系教授）：好，这个问题很好，但是在回答之前我想简单地介绍一下，舒尔斯教授所作的那个杰出贡献的领域到底是什么。资本市场可以大致归于两类产品，就是一类是原生的，就是类似于大家熟悉的债权、股票，甚至其他的资产等等。但是，还有一类叫做所谓是衍生品，英文叫derivatives（衍生品）。然后呢衍生品的定价在学术界一直没有定论，直到迈伦·舒尔斯，还有他的合作者（费雪·布莱克）在70年代初做出了一个开创性的，划时代意义的一个成就，那个成就有多重要？我举两方面来讲，简单一点，一个就是衍生品市场目前的规模之大，大家可能难以想像，就拿衍生品的一个分类，一个分支而言。比如说是只跟股票有关的，所谓的期权产品，大约有114万亿美元这样的，它叫做notional amount（名义金额），就是名义的数目字，有那么大，当然还有很多，比如说是利率方面的啊，外汇方面的衍生品啊等等。

他们做出的成就不仅是一个学术性的，学术的成就也非常之大，他们做出的成就，就是这个公式在华尔街几乎可以说人手都有计算器的话，他把这个公式就编在里面了，用于对照实际的产品的价格。这作为一个人文科学的一个定量化的公式而言这是非常罕见的。

田桐：一个开创性和突破性的。

王景东：开创性的，有实际用途的，实际到每天每个交易等等。

田桐：那么也有问题要问舒尔斯教授，就是这些年来，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一些经济复苏的数据已经出现了，您认为它真的已经走出了那样的一个阴霾吗？而且这五年对它来说，它的反思之后，它所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在哪方面都做了改动？

迈伦·舒尔斯：美国经济发展存有四大驱动力

迈伦·舒尔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这个问题回答是或者不是都可以，这样说主要基于几个方面的考虑，其中一个考虑是，显然从数字上来看美国的债务数字在金融危机后并没有明显降低，这是因为在危机发生后联邦政府所实行的经济刺激计划以及一些其他的计划，导致政府仍然背负着巨额的债务。虽然私人债务有所下降，但最重要的是美国政府目前可用于推行社会保障、医疗保障等保障计划的资金严重不足，而这些计划攸关民众未来的福祉。此外，美国各州各地政府也早已负债累累，他们向工人做出了养老金和医疗保障的承诺，却根本无法偿还。所以，养老金和医疗保障承诺实际上对他们非常不利，而这些项目在现阶段都面临着资金短缺的问题。除此之外美国政府还注入了巨额资金用于刺激经济，明年秋季将正式获得国会认可，开始担任美联储主席的耶伦女士坚信在通胀和经济复苏之间需要权衡，如果以高于现在实际通胀率的目标通胀率作为政策依据，将会对经济产生更大的刺激作用。

另外，美国还爆发了大规模的运动，谋求通过税收来深化收入的重新分配，这就是两个观点的对立，一个观点是强调税收和名义GDP的目标，但是能容忍一定通胀，另一个就是希望在通胀可控情况下增加GDP。显而易见的是通胀和收入重新分配过去都成功地减少了政府的财政赤字，所以现在美国政府的活动和即将采取的措施包含了很多的不确定因素。不过，美国本身也蕴藏了巨大的增长能力和机会，这些能力和机会表现为两种形式，其中一种形式就是走“内包”的道路，这意味着我们会沿着价值链往上走，将制造业向全自动化发展，制造业的自动化不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但是能够生产出足以与中国乃至全世界竞争的产品。我个人认为新技术引领下的自动化改革将会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之一。

另一个动力就是我们所拥有的自然资源，诸如水资源和能源，一方面，我们的钻探开采和天然气生产都在急剧扩张，这意味着美国在能源方面对其他国家的依赖性逐渐下降能源所带来的发展动力。还有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正在采用的新技术，比如微电网、电动车、传感器等，这些技术能够大幅节约电力资源，同时我们也在寻找一些用于替代的能源生产方式，技术和资源这两个方面将会在未来的世界经济发展中给美国带来非常大的竞争优势。

另外我们的人口数量目前还不算太多，因为我们现在仍然允许不少人移居到美国。

王景东：情况比香港好很多。

迈伦·舒尔斯：比香港好很多，所以我们的人口数字还可以，我们的教育体系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将会发生很大的转变，远程教育将会变成教育领域中增长最迅猛的产业。在任何经济当中有四大驱动力，会和其他的驱动力相互作用，有各自的正负反馈机制。从而影响美国的未来，像我们之前提到的，其中一个驱动力是人口，比如人口的数量为社会创造的价值，如何教育我们的年轻一代医疗技术的新进展、储蓄等等各种和人相互影响的方面。第二个驱动力就是技术，比如技术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增加价值，不论是机器人技术，还是云计算技术，另外还有这些技术将如何影响我们做事的灵活度，这些都非常关键。除了技术之外还有稀缺性，稀缺资源，比如技术与资源如何相互作用，人和资源如何相互作用资源的价格，替代资源等等，这是第三个驱动力。第四个就是政治，在经济方面，我始终相信我们总是想让事情变得更快，变得更加灵活，就这三个想法，但正确却相反，他们想让事情变慢，公式化地办事，并且不愿意灵活处理。最近我在家造了一个专用车道，从我的大门到车库一共是三十米，和承判商、设计师，还有建筑工人交流了三周时间，我们我就把这事搞定了，非常漂亮的车道。从我的大门到街道的距离是两米，结果我花了足足三个月的时间跟市政机关争论所有的相关要求，只是因为我的车道与街道相接，我需要去办理相关手续、保险，并取得许可等等，还得有一个检察院来我家视察情况，真是太荒谬了。这个暂且不谈，我想说的是作为一个社会整体，为了争取到我们想要的事物而作的交流互动的时候，速度、个性化和灵活度都是非常关键的。

所以我们要告诉人们什么是思维性软件化的解决方案，因为这在将来会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说在政府、债务、收入分配以及通胀之外，这是我在微观经济中非常感兴趣的部分。

王景东：非常好。

田桐：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舒尔斯教授给带来他今天的演讲，掌声欢迎。

解说：芝加哥大学教授尤金·法玛提出了金融市场著名的“有效市场假说”，而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希勒确认为市场是非理性的，为何两种截然相反的经济观点却同时获得了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市场的理性与非理性是一种怎样的关系？《世纪大讲堂》特别节目，《我们的金融思考——对话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上）》正在播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