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坚：改革牵扯既得利益 有领导口头支持行动懈怠

另外一点呢，中国的开放也希望引进海外的这种高科技含量，高服务标准的外资企业进来，我们接受世界发达国家的环保标准来进行投资，我们接受世界高劳工标准的这样的一个投资要求来接受海外的企业的进场，我们同时强化知识产权的保护，来接受海外高科技行业的进场，这样能够提升中国的企业跟着这些世界的大国在一起竞争，这是中国自贸区要完成的第二个使命，中国自贸区最大的也是最具有挑战，或者讲是最有看点的是中国金融的开放，因为我们的企业走出去，因为我们服务贸易的走出去，已经要求我们的金融不能简单地按照以前中国银行体系的靠抵押，靠国家的信用来进行贷款，这个已经是违背了公平竞争和企业自身的这种靠自己的未来的创造力来进行财富创造的这种模式，所以我们能不能让我们的金融通过更多的服务方式，更多的创新能力，把未来的企业的战斗力提前消化在今天银行的服务支持上，而不是看它今天有没有抵押能力，有没有大量地制造这个商品的生产流水线来做抵押，有大量的土地来做抵押，我们来贷款，这样会非常影响到我们大学生的创新活动，会非常影响到海外留学的这样成功的这些人士回国来创业。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今天中国的金融需要为我们的转型付出更大的努力，当然金融是把双刃剑及创新的过程当中可能把我们自己也杠在了风险的浪尖上，如果我们稍微不注意，我们很有可能像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日本出现的汇率升值，造成了这个国家的国内大家都去玩房地产，都开始进行资金空转的股票的投资，最后20世纪80年代后期，股市泡沫的崩溃和房地产市场泡沫的崩溃，让日本经济到今天还不能回过神来，这就要求我们的政府不能在金融业务之前先管制金融，而是在金融这样一个业务大量地放开它的这种商业机会的同时，对它可能产生的风险要有预判，要能够很好地对那些纯粹靠资金空转来创造非理性繁荣，短时间繁荣的投机的现象，要坚决地遏制，确保李克强总理希望的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价值取向，所以应该看到这三大内容已经远远地超越了一般自由贸易区的这个范畴，已经来到了一个中国经济转型这样一个经济特区的发展阶段。

另外一点试验区，试验告诉大家的是我们没有先决的模板可以参照，没有完全被成功所证实的经验可以汲取，完全要靠我们现在自己去探索，所以这是一个“吃螃蟹”的过程，今天上海市政府表现出的这种低调的这种推动自贸区的发展，可以看到它的艰巨的任务，也就是在一个没有可以探索的这样一个模式下面，自己怎么来完成从来没有做过的负面清单管理机制，从来没有尝试过的把中国的创造财富的能力从货物贸易走向服务贸易，以及今天跟世界高标准的知识产权的保护、环保标准达到世界的水平的投资，以及我们劳工标准再也不是低工资标准，而且跟世界同工同酬的标准靠拢，在这样一种巨大的成本压力下面，中国企业的这种创造财富的能力能不能覆盖这些成本？这都是今天试验要做的事情。

那么最后一点，括弧当中的上海非常令人寻味，如果今天上海不能够完成中国自由贸易实验区所承载的重任，那么完全有可能括弧将来会填进去其他的城市，总之中国交给一个城市的任务是要承载着中国这么多13亿人口未来一个可持续，一个可发展，一个能够让更多的人在一个公平的竞争机会当中探索自己创造财富能力的这样的一种增长方式，这个必须要完成，这也是李克强在多次的场合当中强调了他要用“壮士断腕”的勇气把今天中国的改革，深水区的改革推进下去，而且一定是以成功的模式展现给世界，那么接下来我想简单地总结一下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去成立这个自由贸易试验区。

在2008年以后实际上中国政府都已经意识到了我们的增长方式靠投资、靠出口，靠海外的巨大的市场来承载我们就业的压力，来承载中国老百姓收入增长的这样的一种需求，今天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所以在没有外需的这样一个环境下面，为了避免中国经济在2008年出现硬着陆，国家及时采取了4万亿的积极的财政政策，而且也像很多发达国家一样立刻配合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尽管当时是叫适度宽松，事后看来是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我们中国又和其他发达国家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利用的我们政府的这样的一种推动经济，摆脱危机的这种能量，我们强化了我们产业的政策，在大家迷茫的时候中国政府定出了振兴产业的这个方向，这给我们很多的企业带来了我投资什么，我的银行服务什么非常地明晰。

那么当然这样的一个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的政策红利后遗症诸多，这个后遗症表现在什么地方？我们看到，刚才已经提到了，这个全国各地地方政府为了保证自己的经济的发展，不顾自己经济发展的优势在什么地方，劣势在什么地方，大家都做一样的事情，我们看到最典型的是代表未来新能源产业方向的光伏产业居然出现了今天产能过剩的结果，这都是产业政策诱导全国上下做一样的东西所导致的结果，所以这个后遗症今天它已经影响到了银行贷款的资产质量，影响到了银行能不能把这些优质的资产继续为我们中国有能力的年轻人去创造中国转型这样的商业机会，今天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另外一点我们看到地方政府在拼命投资的过程当中它忽视了市场的规律，它不是今天了解市场的真正的创造财富的主体，这也是我们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政府的职能转变，不能越位，当然在该做的地方不能缺位，比如说政府的民生问题，如果能够降低我们今天老百姓的后顾之忧，而不是采取大量的投资造成了土地上涨，土地的财政带来了这个土地价格上涨，房地产价格上涨的话，可能中国今天会有其他一种面貌，所以再继续靠我们大力度的政府的投资，而且投资的成本这个偿债的能力依靠我们土地的竞价来还债，这个东西越走下去后遗症越多，土地价格的上涨已经让今天有为的年轻人入住在这样一个城市当中，生活的成本上升导致了他们创造财富的能力下降。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今天再也不能够走这个政策红利了，再这样持续下去，代价是远远地超过今天政策红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好处，所以接下来我们怎么走，这次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当中探索一个区别于政策红利的做法，那就是放松管制、放权，把今天真正创造财富的主导权再次重新交回企业，这一点非常像当年的深圳特区，邓小平所推动的改革，把主导权交给企业是完全一样的。

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重新定位，政府从事前的审查进入到事中，事后的监管，从审查的这样一个政府的权力的使用的角色进出到一个服务企业，抓住企业的这种商机，能够尽快地让企业有一个通行证，进入到一个创造财富的舞台上，这样的一种行政效率今天从19个公章简化到一个公章上面去。

第二点我要强调的是，这次的自由贸易区的制度红利主要的特点是它和以前的税收优惠政策所谓的保税区是不一样，它和我们的带动，像当年的深圳特区，蛇口工业园区这个出口，对这个土地因为当初没有市场化，没有货币化，土地的价格非常的便宜，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中国是明显地具有货物出口的成本优势，可是今天这样的一种保税区的概念再来推动中国的转型已经不可能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面来讲，自由贸易区和保税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我们把中国28.78平方公里，中国的主权但是完全进入到一个开放的状态当中，也就是说在28.78平方公里当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这是走出了国外。

尽管在中国的国内它享受的是境外的一切待遇，这是完成一个“竞争中性”原则必须实施的做法，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任何的差异性的优惠政策是不能在里面出来，更多地我们要让我们中国的企业也像外资企业一样自由自在，靠自己的能力去创造财富，所以这点就是放松管制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