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坚：改革牵扯既得利益 有领导口头支持行动懈怠

孙立坚：中国可在实体经济舞台扮演重要角色

解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从而解决中国发展中遇到的深层次问题，该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什么是负面清单管理，中国如何实现一个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孙立坚：那么第二点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搞（上海自贸区），因为我们已经注意到世界的超级大国都已经开始布局危机以后的世界经济发展格局当中的自己的主导权，大家都知道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中国实际上还落后于很多发达国家，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发展是硬道理，我们摸着石头过河，不管白猫和黑猫我们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但是今天这样一个勇敢地往前冲，不讲规矩，甚至是红灯也绕过去的做法已经作为世界经济的第二大国，作为世界出口的第一大国，作为对外投资的今天的第三大国，根本是行不通的，你必须要按照大国的游戏规则，大国的责任在世界的舞台上边扮演你的角色，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今天大国的规则到底是什么样的规则。

如果今天我们中国不能进入到一个为未来发展的规则的设计当中，那么在别人的规则下面进行发展，进行财富的创造，可能对我们是不利的，因为我们发现规则的设定的背后都是以自己国家利益至上为前提条件的，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美国已经启动了在亚洲环太平洋地区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的规则的设定，美国也和欧洲开始进入了TTIP（跨太平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的游戏规则的设定，从这个内涵来看，它要求的开放的标准是非常高的，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知识产权的保护，环保标准的保护，这一切东西可能对今天中国没有完成转型的企业来讲是最大的成本。

那么如果在这样的一个公平竞争的舞台上面，只强调开放和公平竞争，我们会发现我们的比较劣势，正是人家比较优势的充分的体现，中国的国力如果按照这样的一种自然竞争地做下去，我们将会失去我们的财富，失去我们的就业机会，甚至失去我们的人才，因为我们给不了在这样一个竞争当中处于劣势地位的企业，工作的人给予他们很高的工资，我们做不到，从这个角度当中人才将会流失，这个市场是非常公平竞争的，所以我们中国必须要进入到一个高标准的游戏规则的设定当中，如果今天中国要想进入到一个高标准的游戏规则，那么我们今天第一种做法就是在别人的游戏规则当中发出我们的声音。

可是我们今天看到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规则不欢迎我们，它是一个邀请的机制，所以我们进不去，但是进不去是不是等待可能就会等待出一个非常劣势的地位，当年WTO（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在座的诸位你们都应该记得是中国全盘接受了WTO（世界贸易组织）已经形成的游戏规则，中国如果再不能在游戏规则当中发挥主导权，再次像WTO（世界贸易组织）那样的被动的局面继续延续下去的话，可能老百姓不满，我们的企业家不满，甚至我们的政府会更加感到这样的发展的国家大策是不能够接受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今天开始启动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里面所进行的游戏的规则，完全不同于已经形成的自由港的游戏规则，开始进入到一个可以和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完全分庭抗礼这样的一个高标准上面，当我们经过了三年以后，如果这个成长的模式一旦探索出来，那么将来世界一定是靠实力来竞争，到底是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和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一个国际开放的平台形成一个一体化的平台。

还是今天我们看到TPP的成员国更加被中国13亿人口的市场，被中国更加开放的市场环境所吸引，那个不好讲，完全取决于这三年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发展的前景，所以这一点当中也是我们看到今天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启动，因为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只能够抓紧时间来进行这样一个新的创造财富方式的改变，今天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实际上是一个大国战略的一个重新界定，应该讲自由贸易试验区它已经超出了现有的框架，更加像一个当年中国经济改革所推出的其他国家没有尝试过的经济特区的这个改革，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

第三个为什么要在现在这个时候做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很大的问题是今天我们要通过这样的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的高标准的舞台来倒逼长期以来政府在经济的前端，带动着今天中国的企业创造财富的这种模式，倒逼我们这个行政管理体系要完全改变，非常高兴的是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这种由下而上的倒逼我们行政体制改革的模式，已经开始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报告当中这种雏形已经开始体现，尤其要强调的这个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是政府职能的转变，所以这一点和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核心功能是非常相似的。

如果今天在这个时候我们再把行政的改革拖后一下的话，那么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从一开始启动我们就发现我们根本达不到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所要求的高标准，大家已经看到了未来产业的发展方向是在要素市场，而我们中国的要素市场都在国企的垄断，或者国家的保护的状态当中，或者是管制当中，那么这种做法是不能够胜任未来的时代的发展。

当然挑战是非常清晰的，要素市场一旦管制放开你就会发现，尤其是金融市场，它的资产价格就比商品价格反应得更强烈更快，如果我们的企业从商品价格也好，从服务价格也好，发现它的一个交易条件，它的创造商业利润的能力相对较弱，反而发现汇率怎么涨得这么快，这个利息怎么涨得这么快，我只要通过一个低利息的拿钱到高利息放贷，我只要今天拿人民币，等两天人民币就迅速地升值，通过这个汇差如果就能赚钱的话，我就一点没有动力再去做什么服务贸易，靠什么知识产权来打造财富，这样的话我就根本没有这样的一个劲头，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走到后来和当年的20世纪80年代日元放开，日元大幅升值所造成的日本企业在国内产业空心化，有战斗力的企业，不愿意放弃自己已经建立的国际品牌，纷纷地走向世界。

那么这种格局我们不能在中国上演，尤其是中国，今天我们很多企业还没有建立品牌，如果一旦出现了一个金融泡沫的话，我们的企业走出去也是非常艰难的，因为品牌才能导致它站稳脚跟，所以我们非常希望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这几年尝试当中把中国品牌建立起来，再跟世界的这个交往过程当中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的品牌，这样的话我们的企业再次走向世界，那就比现在要方便的多了，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关键就是我们怎么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尤其是负面清单管理机制，所以负面清单管理机制讲白了就是说政府你给世界，包括自己国内的企业，不管是国企，央企还是民企，你明确地告诉今天哪些东西做可能危及到国家的安全，危及到我们民生的稳定，危及到我们金融体系的这个稳定，对于这些你可以说不能做，但是你不是今天打造财富的这个主要的参与者，所以你不能决定说今天企业你应该做什么，你应该做哪些？这个东西你必须要交给市场自己来决定。

那么我们知道负面清单管理完全是一个外来语，中国代表团到美国进行中美战略对话当中美国和中国的谈判唯一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中美可以合作，中美未来的前景非常的好，但是前提是我们的游戏规则必须要一体化，这个游戏规则就是负面清单管理，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今天只能够采取了这样一个负面清单管理的模式，至于企业做什么这是企业根据自己的判断商业机会的能力，和自己储备的自己的资源能力来选择我做什么，我不做什么，所以负面清单管理倒逼我们长期以来任何企业做什么都必须要符合我们工商局所制定的商业的条目，这个商业的条目说可以做你才能做。

今天要告诉我们的是不能做，其他我都能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负面清单管理从政府角度都是一个新的课题，到底什么不能做，那么我们没尝试过，所以简单地讲负面清单管理最后我们中国要交出的一个政府的清单将通过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通过我们一步步地试验，看看哪些东西能做，不影响国家的安全，不影响民生的问题，不影响金融体系的稳定，那么这个东西我就放松管制，交给市场，不要再跟什么产业政治说这个能做不能做。

但是我们在试验过程当中，如果发现一旦出现我刚才讲的大家是来炒汇的，大家是来投机的，最后整个自贸区变成了房地产的炒作的舞台，投机的舞台，或者说是投机外汇资本热钱的随时进随时出的舞台，那对不起，这些资本账户的业务要关闭，那么这个将会进入到负面清单当中，所以大家第一年看到上海市政府推出的负面清单这个内容非常的多，涵盖量非常的广，这并不等于说2013年我们所列出的不能做的东西在2014年也不能做，2015年也不能做，不是这样的。

今天我们把可能会带来问题的这些业务先把它列出来，然后把这些业务的管制逐步地放开，尝试一下，如果说业务的管制放开一点问题没有，那么我们坚信这个东西不应该在负面清单当中体现，所以未来的负面清单是越来越少，直到最后我们就像正面清单一样，甚至比正面清单的数量还要少，这就是中国改革的成功，中国把创造财富的主动权完全交给了市场，所以这次的负面清单很多人看了有些失望，认为管制太多，不能做的太多，但是我们也觉得中国的改革是一个渐进式的改革，需要时间来消化这个改革过程当中所出现的问题，负面清单将来一定会从多变为少。

那么最后我想跟大家讲，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我们怎么样能够实现它的高标准，怎么样做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当中的三个重要的目标，可以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互相带出一个中国可转型的可持续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模式，那么这个我想通过微笑曲线这样一个实体经济活动的这种多个环节跟大家来展示今天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机会，一旦管制放松，机会将遍布在整个实体经济的各个环节，中国以前长期停留在的是制造，在中间这个环节，我们很少去触及我们的左端的研发环节，很少触及像德国和日本、韩国的企业兢兢业业做技术的钻研，只做一样业务，把轴承做得最坚固，把锂电池的充电时间做得最长，把手机的荧屏它的色相度做得越高，这种技术含量的打造中国以前我们确实缺乏了一些，这很多是和我们的市场环境，和我们的管制是有非常（大）关系的。

另外一点我们也发现，我们中国制造完成以后，中国怎么样形成一个活跃的市场，我们的服务的功能，这个服务包括两个方面的服务。

一个是我们企业的服务能力，一个是政府的服务能力，我们今天都应该要提高，政府不能够以这种特殊的采购行为就来消化这个企业的制造，这个又形成了一种不公平的竞争，政府的服务应该是解决民生的问题，让更多的老百姓安心地在这个消费环节来给企业带来利润，所以这个关键就是政府一定要把自己的职能转变好，作为企业来讲，我们创造财富的价值的手段完全可以随着我们教育的这种能力的提高，随着大量成功的海外的学成而归的游子的回来，他们完全可以给我们中国带来更多的多元化的市场的服务的形态。

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当前面的这些环节完成了整个一个完整的财富创造的过程以后，最后一个环节是一个金融财富管理的环节，所以如果说最后能够把前期创造的财富管理好，再把这些资源分配给未来老百姓的消费，分配给未来企业创造新一轮财富的资金，分配给政府来更加完善我们公共的服务的能力，那么这样的一种金融的配制的资源会一轮一轮地带动中国经济的可持续的发展，所以这一点微笑曲线告诉我们，今天中国只停留在这样一个中间这个阶段，只能靠成本的优势把我们的东西卖向全世界，但是今天危机以后我们发现这里的成本非常的高昂，所以自贸区能不能让我们的企业离开中国这个洼地，走向世界更多的财富的高地，这也是我们自贸区要把企业送出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制造业不等于是放弃，但是要改变一个舞台去创造，我们今天在家里可以更多地把我们的创造财富的环节从制造延伸到左端的技术研发，延伸到服务好中小企业兢兢业业、专专业业做一个业务，把它做精，做强，我们也可以服务到后端，做好我们中国的服务业，为世界的物流，为世界的航运为世界跨国企业的资金账户这样一个转账、支付清算这些业务都可以做起来，这都是服务，最后通过人民币的国际化把中国的人民币带向全球，世界的财富如果将来以人民币计价，最后由我们中国强大的金融体系来管理好今天全球的人民币财富，这个也是中国一种最安全的生存方式，也是我们今天货币的主导权，政府和我们的企业，甚至我们的消费者都感觉到这样一个目标是大家都在追求，期待的。

最后一点我们感觉到我们中国已经到了可以在实体经济的各个舞台扮演我们自己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给了这样扮演重要角色的一个非常绝好的机会，也是让我们在这样一个大环境，大舞台当中，我们国家学会怎样从审查、审批到事后、事中的监管，甚至是呵护整个市场经济自己运行的这种科学的规律，做好整个市场的服务，这就是未来我们中国机遇所在，也是我们的挑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