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西方推量化宽松悄悄打响“金融战”

这个情况之下如何加强农村建设，如何稳定农村社会，如何让乡土中国的正外部性得到保护，这是我们下一步深化改革的重中之重，真正的城乡融合不是你把农民强迫变成工人，而是市民可以自由地下乡，农业可以进城，所以我说今天我们看到的去城市化的市民运动，正在欧洲社会成为主流，并且在中国开始兴起，在这些事情上我倒是觉得呢大家打开一点思路，开阔一点眼界，把我们的改革瞄准着中国沿海已经开始出现的去工业化和中国城市开始出现的去城市化，好了，最后当前深化改革我这里边有两个意思。

第一呢我们要求宏观改革改一个字，就是把间接税为主的财税体制改为直接税为主，而直接税是累进税是进步的，间接税为主，直接税只占很少比例是累退税，它不是进步的，所以我们说城市的宏观改革在这个改革上其实是应该达成共识的，那它附带的另外一个政治效果是什么呢？一旦你以财产税为主了，以收入税为主了，那所谓公开化，透明度会自然发生，所有人都必须申报财产，所有人必须申报收入，你说还能藏得住吗？于是乎你也不用怎么去反腐倡廉，你的不明财产来源等等就自然就暴露出来了，群众监督也就会自发地形成，群众路线我们现在的这个新的教育也就会落到实处，所以这个改，只改一个字，但却是根本性的。

接着我们说所谓三农也是改一个词，什么呢？把我们那个半半拉拉通过的那个合作社法叫专业合作社法，把它改成综合合作社，或者甚至可以叫做综合性农会，就改一个词，把专业合作社改成综合性农会，只要做到这一条你把农民组织起来，让它变成综合性农会，他自己会代表自己的利益，他会去谈判，这个社会就会形成信用，有谈判才有信用，你面对着高度分散两亿多小农户，八亿农民，没法谈判，交易费用太高，因没法谈判而不能形成市场契约关系，正常的信用社会也就建立不起来，所以我们今天的很多问题在于我们就没有做一件事，帮助农民形成综合性的农协，这条做到了中国的三农问题将会迎刃而解，谢谢大家。
   
    解说：19世纪末综合性合作社从日本起步，大大提高了日本农民的收入水平，为什么说综合性合作社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日本经验能够给予我们怎样的借鉴，如何看待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三驾马车”同政府债务有无必然联系。
    
    
    温铁军：发展综合农协是深化农村改革突破口

现场观众：刚才听了您的演讲我感到很，就是很深受启发和深有感触，然后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综合合作社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这一点上。
   
    温铁军：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所谓综合性合作社呢是从日本起步的，而且是在日本19世纪末我印象是1896年前后吧日本开始的，到1904年呢在日本就变成政府推行的一个国家政策了，它为什么是综合性合作社能够解决问题呢？是因为农民在单纯的农业领域中几乎是形不成收益的，日本的这个综合性农民合作社呢它是把最能够产生收益的金融、保险、超市、房地产、批发、饭店等等说有这些东西都包装进了合作社，因此呢合作社产生了收益以后向农民做分配，因此日本农民在农业领域中的收益非常低，但投入合作社的再分配之后呢它就变成社会平均收入水平以上了，甚至可以说日本农民的收入高于城市收入，只有让他的收入高于城市收入，他才能够在城市化，工业化快速发展的时候保得住农业，你们也知道这个综合农协经营的金融是免税的，它经营的加工，经营的超市房地产等等这些东西基本上属于免税或低税，国家给足了优惠，让它干嘛呢？产生收益，反哺农民，所以综合性农民合作组织就变成了日本的一个重要的力量，它其实是在平衡，所以客观地看，中国农村深化改革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口，只要让综合性农民合作社发展起来，农民的利益就会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
   
    现场观众：我想问的是您刚才提到了就是投资拉动增长，会造成政府债务占GDP所占那个比重的上升，那我想问的是消费拉动增长和出口拉动增长是否会造成政府债务占GDP比重的下降，或者说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谢谢。
   
    温铁军：这个不存在这么简单的因果关系，我不是说投资拉动就一定要造成政府债务增长，而是说我刚才给出那个图告诉大家第三次圈地云叫做以地套现，这种投资拉动造成债务增长，一般情况下如果是非债务投资，并不一定要造成债务增长，我们说是因为银行在2002年完成了异化于财政的变成独立金融资本，进一步当产业利润下降的时候金融资本会异化于产业资本，这个是个客观规律，世界上所有进入金融资本的西方国家或者叫做主流国家都出现金融异化于实体经济的客观过程，我们呢目前尽管中央一再要求特别是要求国有银行，必须服务于实体经济，我们这些国有银行也在试图体现国家意志，大家在尽可能减缓，金融异化于实体的这个步伐。

但是它这个规律呢似乎仍然还在发生作用，因为它有异化，所以才导致政府不得不靠负债，那如果你完全使用金融资金，其实我们现在150万亿左右的庞大的金融资产很大程度上能够支撑得住我们现在的投资需求，但是这个得就是不能完全按照西方模式搞，你才能够这么做，打个比方，我刚才已经说了你往西部投，短期内没有回报，你往农村投，短期内也没有回报，那如果不是国有部门在干，那一般的包括你比如说你要推进银行私有化。

那你出现了大量的今天我们有很多人在讲，如果中国能搞它几千家私人银行，我们的银行市场化银行改制就完成了，我说这是一个一般逻辑，是可以这么解释，但是问你那农村投资谁干？好了，那你说交给什么小额信贷，那其实是高利贷，你怎么可以允许合法的高利贷，农民明明是弱势群体，但你却偏把高利贷让给他，让他来接受这个，这东西在印度已经被证明是失败的，在大多数南亚国家，东南亚国家也被证明是失败的，所以我们才得说其实并不是债务一定和投资拉动直接相关，只是因为我们目前尚处在这样一个转型社会的时期，我们对很多转型期内的问题缺乏问题意识，才出现了这我的问题，当然也绝对不是说投资拉动，消费拉动，或者外需拉动都不产生债务，一样产生债务的，我们的20世纪90年代就是一个高债务的时代。
   
    田桐：三十多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和成就，那么地方政府公司化在最开始似乎有非常重要的经济推动力，但其随后的弊端也开始凸显了，下一个阶段的中国改革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如何改变地方政府公司化的运行模式，使之成为现实意义的国家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