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西方推量化宽松悄悄打响“金融战”

解说：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爆发，进而演变为2009年的大危机之后，发达国家纷纷推出超级量化宽松的政策以转嫁危机，拥抱外资，对中国存在着怎样的风险，地方政府的圈地运动如何将风险上交给中央，三农建设又怎样能够化危为机，《世纪大讲堂》《地方竞争与中央风险》正在播出。
    
    温铁军：西方推量化宽松悄悄打响“金融战”

温铁军：那我们现在这张题板稍微复杂了一点，简单说注意，这边是发达国家的资本经济，这边是发展中国家的实物经济，那现在发达国家当我们说它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爆发，然后演化成2009年的大危机，那在这个阶段发达国家纷纷地转向了超级量化宽松，我们看主要的西方经济体美国、欧洲、日本都在大规模推进量化宽松，一手增发货币，一手增发国债，叫超级量化宽松，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特点就是零利率，名义上说是为了保就业，其实是为了帮助过量扩张的金融，干嘛呢？攻城掠地，零利率什么意思？你从美国或者从欧洲，或者从日本你拿到的投资资金，平均的利率在一点几，连二都不到。

那在所有发展中国家哪个国家能做到这么低的利率，你的资金成本至少是3%到4%，如果再加上银行的息差你就得百分之六七，这是没通货膨胀条件下，如果一旦你通货膨胀，通胀率超过6%，你就得往上提，为什么呢？你得让资金的利息率高于或者是等于通货膨胀率，那好了，你资金利息就往上走，那它如果是2%的资金利率，你是8%的资金利率，那只要让它进来，它就坐收5%到6%，这活谁不干？所以当你们看今天的所谓西方量化宽松都在做的时候，其实等于制造了庞大的低价格的资金到所有的这些实体经济国家去完成战略收购，形成对它的控制。

而以中国为例，我们大概至少70%以上的有比较高的所谓增加值的这些产业，已经完成了外资的控制，这场金融的战争是静悄悄的，大家说这个是无国界，它的流动性最强，于是乎当你们都张开双臂，拥抱外资的时候那正好就人家来，就完成了这个（控制），所以真正要深化改革的时候，请各位年轻的朋友们注意，千万不要只看媒体上所说的如何只要我们深化改革，就一定产生改革红利，改什么革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说如果针对这些问题怎么改革，都应该是非常关键的。

这个题板上表达的是我们自改革以来有三次“圈地运动”第一次“圈地运动”是当时农村发展乡镇企业和城镇化，也就是中小企业和城镇化，它大量的在农村形成对土地的占有，那这个主要是村内，在乡村内部占有土地，它导致了一轮工业化高潮，第二次20世纪90年代，随着分税制改革，地方的财政减少了百分之二十几，当然后来中央给它补足，但是那是得它去跟中央讨价还价，原来它的财政丢了百分之二十几，从哪儿补回来呢？叫做以地生财，去圈农民的地，然后导致土地财政在很多发展地区占80%以上，接着银行业因为地方大干快上导致风险上交，最后跑哪儿去了呢？跑到银行那儿变成银行坏账。

所以到20世纪90年代末，当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发生的时候，中央政府回头一看我们现在银行不良资产这辈高，我们曾经一度资本金趋零，说怎么办呢？不能让银行破产，于是乎推进金融改革，一推进金融改革，金融独立了，不再归地方政府直接指挥了，于是乎地方开始了第三次“圈地运动”，叫做以地套现，它圈一块地到银行去跟银行交易，套得这块地价的70%的现金用于地方建设，这些我们都说是在整个这个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基本经验，地方怎么来发展它自己的？那最终导致了什么？导致它把风险上交。

比如说当圈地运动大量发生的时候中央强令保住18亿亩耕地的红线，但是保得住吗？谁都知道保不住，那保不住什么问题要出呢？粮食安全问题，今天对粮食安全承担责任的是谁？只有中央政府一家似乎是那个责任人，于是乎我们说这个题板就是告诉大家我们现在的主要体制矛盾是地方化问题，那接着我们再说中央地方关系从这张简单化了，只看一个财政，那财政呢其实从什么时候开始地方化的呢？从1957年，早在1957年当时就叫做“中央财政坐滑梯，地方财政坐飞机”出现了中央地方之间的很大的差别，这个差别就导致地方开始有了自己的独立的财政利益，它就成了地方发展的动机。

那特别是1994年分税制，我们搞的一个联邦制的财税基础，但我们仍然实现的是一个无限责任的政府体制，所以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们怎么才能够让这个政府的体制和它的财税体制相一致起来，这是一个很少被人谈到的，但却是一个必须讨论的改革大问题，这就是在1993年当财政严重赤字，向金融部门透支把银行的资本金透支光了，还多吃了存款，然后同时呢地方大规模进口，导致国家的外汇储备严重的入不敷出，于是乎我们出现了财政、金融、外汇三大金融赤字。

这三大赤字条件下导致中国出现了1994年的大规模改革，那上一轮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那场深化改革，同期发生的就是当中央过度地承载了地方上交的风险的时候，中央的办法是什么呢？大量增发货币，一个曲线是M2对GDP增长的这个曲线，当然GDP也在增长，M2的增长速度更快，那时候货币发行的速度几倍的快于GDP增长的速度，于是乎这个阶段呢就变成了什么呢？中央靠金融，地方靠什么呢？地产，在这个之后就直接出现了金融和地产之间的交易，这两者交易最终变成了现在的调控两难，你想调房价吗？

假如你把房价压得稍微低了点，那头地价就会下来，地价下来地方政府的债务链就维持不住了，地方政府现在是圈一块地给银行把利息交了，银行帮它把老账算成是新贷，那这就延续着，但是地方政府呢又是后任不理前任账，于是乎它就会导致在银行的金融资产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这种不断更新的地方政府债务，所以这个过程我们说中央在不断地增发货币，当然客观上也有我们对外大量的FDI（外国直接投资）进来了以后，中央政府得对冲，得增发，所以25万（亿）增发的货币中有20万亿是你大量吸收外资，外资进来以后你就得对应的增发人民币，所以这个大头是所谓全球化的后果，小头是地方化的后果，因此我们现在这头地方化是个难题，那头全球化是个难题，弄得现在的这个人们在讨论真正深化改革的主要内容的时候常常会顾左右而言他，说的并不是那个改革的实际内涵。
   
    好了，那我们再看，这些年另外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什么呢？区域差别，因区域不平衡而导致中国有了什么呢？缓解中央政府只能增发货币和扩张国债这两个手段，它的对应标地物到底是什么？那就是大规模投资与基本建设，这张题板大家看应该比较明白，就是西方国家它上不去，就是在这个零线以下的主要是什么？主要是投资，它的消费并没有减少，比如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爆发的时候我在纽约，我上街去看，我说他们不是发生危机了吗，结果餐馆照样火爆，其实它的消费并不减，它减的什么？差的什么？差的是投资。

从这儿看，从这柱图上看更清楚，这柱图上给的就是红的这一块，下降的是什么呢？下降的是固定投资，其他的消费部分仍然是上涨的，所以对大危机条件下你们注意看其实恰恰是正在中国大规模推进货币化的这个阶段上，出现了一次大危机，这个大危机迫使什么呢？过去你如果只追求一般的投入产出的效率的话，那在市场的思想指导之下你当然要投到沿海，但现在的麻烦是大危机来了，沿海出现了大量的不景气。

我们知道2009年一季度中国出现沿海6万多家企业倒闭，2500多万打工者失业，这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是巨大的灾难，但在中国几乎是泥牛入海无消息打工者哪儿去了？回家了，为什么？三农建设，在他的家乡风起云涌，我们说每一万亿投资能带动一千万以上的就业，再加上这时候中央给出了一个政策，搞什么呢？好了过去我们是国家财政拿钱13%，补贴给国外消费者叫出口退税，现在因为出口不畅，订单撕了，那怎么办呢？转过头来说补贴中国老农民，只要你要农村户口，给你13%的折扣率，让你买什么呢？买家电，买汽车，买各种各样的不能出口的东西，这就等于把出口真的转内销了。

我们如果不是从2003年2004年2005年这几年开始重视三农，强调是全党、全国的重中之重，并且从2005年以后开始大规模向农村投资，我说了危机爆发的时候我们已经连续向三农投资了差不多四万亿，大量地在农村搞五通，它体现的是国家意志，我们这样用大规模的基本建设投资来把危改为机，所以在这些基本问题上，就当我们说到改革的时候，切不可把过去我们能够有效地承载危机的这样的一个乡土中国的正外部性改掉了。

那最后这一点呢我们要讲一下就是说其实中国现在出现的情况有点复杂了，一方面呢我们在东部沿海地区因综合成本上升而出现了去工业化的趋势，我们很多地方仍然在加强工业化，但是工业化目前已经初步表现出了一些衰败迹象，你注意当你开始强调你必须保证让这些劳动者都转为市民的时候，那真的是他的社会成本会上升的，而我们现在的政策思路是让农民从小资产阶级变成工人阶级，不要觉得好像今天我们一定得把农民变成市民，或者变成工人阶级，我们才叫社会进步，我们现在最大的一个社会风险防范因素就是农民还是农民，农民还是小土地所有者，他还是小资，他还是能够维持得住他的基本生活的，否则这么大的国家当你（人口）长到15亿人的时候你很难说你都变成工业社会，都变成70%，80%的市民，有个风吹草动你就没饭吃，一旦你进入金融资本阶段，你的风险会越来越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