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政治经济学家：我很高兴李克强总理的新政策

其实我当时是觉得华盛顿共识也不实际，是一个理论的，而且休克疗法Shock Therapy，用在哪个国家哪个国家都垮了，先是苏联、东欧国家，在1997年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用在哪个亚洲国家，哪个亚洲国家就垮了，印度尼西亚、泰国到现在泰国还不稳定，那现在是要谈经济，经济是什么呢？经济是理论吗？经济是科学吗？经济是很实际的东西，是CommonSense（常识），你要解决问题，你要人的生活越来越好，但是如果你非得按照一个理论要发挥一个经济理论，然后葬（送）很多人的生活，那那个理论是没有任何的用处的，开始意识到华盛顿共识的问题，就是1990年我在老挝中央银行工作，我是当那个行长顾问，当时是亚洲开发银行请我过去帮它们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它的很多问题实际跟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问题一样的，你面临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怎么发挥经济？怎么从一个计划经济改到市场经济？不要这个国家乱。

但是当年十年以后，1990年我在老挝中央银行行长的办公室谈，他问我他说现在苏联垮了，苏联用的那个休克疗法Shock Therapy，现在是马上打开所有的市场但是乱套，我们是不是也要这么做？我说No，不要这么做，这个做法是很愚蠢的，我们现在是要考虑中国的一个摸着石头过河，一步一步一步来走，现在是你一下子要把整个计划经济的体制打散了，那产品从哪里来？价格怎么定？你这一辈人对市场没有任何的概念，他们怎么做买卖？只能够乱，所以我们要考虑一步一步一步地改，后来我是从老挝中央银行转到越南中央银行，也是当过行长顾问，他们也面临着很多新的问题，当时越南特别想有一个股票市场，但是怎么有一个股票市场？你现在没有公司，你只有国营企业，当时我记得很清楚，世界银行就派顾问过来说你要用这些法律给它很厚很厚的法律，说这个法律是我们提供给你股票市场的法规。

我看了看，我说这是美国华尔街纽约的法规一样的，没什么区别的，那你怎么把这个完全一个美国最发达股票市场的体制压在一个非常落后的国家，还没开放的国家，全是国营企业，也不知道是走哪一条路，怎么股份化都没谈清楚，怎么可能行得通，完全是理论的，所以我觉得现在是我们要面临一个我们谈新世界共识要谈一个问题，我们要不要谈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对我来说市场经济、计划经济的争论已经在上一个世纪20世纪给埋下来，我们要谈一个问题是实际经济，怎么能利用计划经济的工具和杠杆还有市场经济的杠杆，一起用发展一个健康的经济，所以我们要把理论打碎了，所以新经济硅石是无模式的模式，没有模式的，我们要积累经验看哪个能做得好，那就才做这个。

龙安志：经济是常识 其存在目的是改善生活

其实我当时在20世纪90年代我也在中国也当过顾问，亚洲开发银行派我跟中国的国务院不同的部门，体改部门工作在国营企业改革问题（上），其实那时候中国的国营企业必须股份化，必须变公司，怎么做？只能够一步一步一步地做，因为如果你把一个当时有一句话说企业办社会，所有社会的体制从养老啊、医疗，给你出你住的房子，所有的体制都在国营企业里边，基本上人可以生死在一个企业不出来，那如果要打碎了国营企业的体制，或者把国营企业变为世界上、市场上竞争性的企业或者国际公司，所有这些医疗、住房、退休问题都需要社会来解决，那是怎么做？你需要一个健康（的）金融和银行体制，体需要打开你的房地产市场，打开房地产市场需要宪法改，需要人有权利买房子，有所有权，能够买卖房子，你需要权，这需要整个一个法律体制的变化，所以可以说是摸着石头过河，只能够一步一步一步地做，我说另外一个，我们叫顺序化Sequence，经济顺序化Economic Sequence，你走一步要解决那个问题，才能够解决第二个问题，或者用老中国话就是一步棋错步步都错，那你必须每一步走都正确的，稳定的，才能够走第二步，不能一下子市场化。

但是后来我到了2002年，我已经看了中国很多的改革，中国已经入了WTO（世贸组织），那现在是中国完全走一个市场化的路，我自己想现在中国面临一个不是物质文明的问题，物质文明的问题是基本上解决了，但是现在发挥我想到精神文明，需要一个理念，需要一个精神，需要一个道德，所以2002年我就把我律师和经济专家的工作全放弃了，然后我到了中国的西部，我就想拍电影，拍了一些纪录片，因为我碰到在西部很多人，想达到两个目标，一个是保护他自己的文化，第二个是保护他住的环境，因为在西部很多少数民族文化和环境是贴在一起，不是分裂的，但是他们怎么保护的？有没有人赞助钱给他？那你赞助的钱明天就花完了，他们需要一个经济平台才能够保护他的文化，所以很多（人）是开各种各样的生意。

我给你几个例子，有一个和尚在很高很高很高的地方开一个奶酪工厂，每天从牧民买他们的那种牦牛奶，加工做那个奶酪，完全跟西方奶酪一样，欧洲一模一样，然后它出口，用这个钱做什么呢？给牧区的孩子建学校，当时我这个经济的模式我就想不通，我说为什么那么远的地方找个市场都没有，你在这个地方加工奶怎么可能？他说我的目标不只是利润，我的目标是帮我的人民，我要保护牧区的生活，因为牧民自己能够保护这个环境，如果没有牦牛在这些高原经常吃草，环境马上有一个不平等的地方，然后很容易恶化整个的环境，所以我们要保护我们的文化才能够保护环境，通过他们我看到有一个概念叫社会企业，那个企业也可以有利润，但是也可以解决很多社会的问题。

然后2005年我就放弃一切，我从北京搬到拉萨，收购几个老藏族的房子，老院子，然后我们就请当地人用他们的工艺保护传统工艺，恢复这些院子，那我们怎么保护这个房子？我们就开小宾馆，开小商店商店里边请残疾人来做工艺品，餐厅里边就是我们做当地的菜，然后我们就是用这些宾馆，全是用太阳能，我们要节能，要用环境能源，然后我们就是通过这些经验我们帮助很多就是盲人可以做手术，可以治病，我们也是帮助那个医疗在农村医疗问题，还有交易问题都可以提供帮助地我们做宾馆的项目，就是其实有盈利，但是我们把我们的利润分给一个村子，那个村子有很多残疾人。

其实你安全可以用经济、生意来解决社会问题，后来是我觉得我们做这个项目说明有一个模式，一个方法社会企业，然后我开始到别的国家参考别人做的事情，要听听他们的一些经验，也交换经验，我（结）交了穆罕默德·尤努斯，他是发挥（一个概念）就叫微观金融，或者微观银行，或者有人叫他是穷人银行家，他在孟加拉，他得（过）诺贝尔和平奖，因为他是给很小很小的贷款，有的时候就是可以说几百人民币，让人开自己的小小的生意，一步一步一步很多人能够解决很多问题在贫穷区，然后那请我到孟加拉跟我交换很多的意见，其实是他提这个词说社会企业Social Enterprise，是他说的，我们现在要发挥一个Social Enterprise Economy，社会企业经济，然后我到了尼泊尔，尼泊尔的总理跟我谈了一个问题，他想发挥一个（概念）叫GNH Gross National Happiness，因为很多国家就依靠GDP，我们经济的增加多大，规模多大，多快，他说有没有幸福，有没有高兴，我们要叫幸福指数，Gross National Happiness，能够说现在你完全靠就是经济发展，物质文明，你没有保护环境，你没有提高人的生活质量，那你的GDP越来越大有多大用？需要一个平衡，什么事情不能极端。

龙安志：后来我们就把这些Ideas（想法），这些想法连在一起，可以说从中国国企改革、金融改革说的一个原则是市场经济跟计划经济两个都可以联合用，不需要用一个，看实际情况，需要市场经济那就市场经济可以发挥（作用），需要解决问题用计划经济，用杠杆要干涉也需要的，不要讲理论，不要讲意识形态，但是另外可以说在孟加拉学了那个你可以做那个穷人银行家，你可以用很（有）创造力的金融或者银行的体制方法解决很多穷人的问题，然后幸福指数你可以重新把我们怎么衡量一个经济的健康或者经济的发展可以改变我们的衡量的方法，想得更宽，更多，不只是你的速度的快或者你的物质的生产力多大，你也考虑你有没有保护环境、生态，下一代给他们什么呢？都得考虑的，然后我把我自己的经验，在高原你可以完全开一个公司有盈利，也解决很多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