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人博：中国宪法必须从纸面走入现实

那么剩下的就是军事体制，为什么讲军事制度呢，大家都知道军事制度在中国多么的重要，咱们是个大国，13亿人口，是吧，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而且我们中国在近代遭受过这样一个国家的破碎不堪，封建割据，这样一个军阀割据的这样一个历史。所以你要探讨中国的军事制度，必须从这儿来看。所以“五四宪法”开始，中国共产党人就在思考怎么建构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对这个国家的发展起正面作用，而不是负面作用的这样一个领导体制。首先要稳定，这就是从“五四宪法”开始的，国家主席统帅武装力量。当然党的这块儿就是由中央军委主席。那么到了“七五宪法”呢，国家主席没了，那把这个军事呢就回归了党，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党的主席来统帅。那“七八宪法”也基本这样一个体制，但“八二宪法”是一个创造，所以这点咱们必须讲到，六十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回顾历史，咱们的军事体制基本是稳定的，是稳定的，没发生大的乱子。

大家再看看拉美，看看那些非西方化的，一个后发现代的国家，都存在这样的问题，都存在，怎么来安顿这个军事。所以到“八二宪法”怎么办呢？咱们成立了一个国家的中央军委，和党的那个军委基本上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一个是党的牌子，一个是国家的牌子，这样一个军事体制怎么来理解。那我告诉大家，你必须要联系到中国的近代历史。大家都知道中国的近代历史很简单，从太平天国开始，军队，军事已经是私人华了，随着太平天国的崛起，我们才有了后来的什么呢，这个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那么才后来有了袁世凯的北洋，这是一连串的事件呢。好了，袁世凯的北洋系，袁世凯一死，它内部就开始分裂，就分成了什么，皖系和直系。结果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辛亥革命的成功，怎么成功的？是各个省独立来完成的。结果辛亥革命过后，中国实际上就是军阀割据。所以才后来有了主张什么联省自治，地方自治这样的要求。

后来到北伐，北伐就是为了消灭军阀，但是蒋介石是统一了，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但是中国军阀的派系，他到死也没按平。比如说桂系，他北伐，也主要靠了他的黄埔军校的这样一个派系。说实话，到了新中国，到了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他肯定都考虑了中国近代的这样一个历史的演变进程。所以说我说中国的军事制度有我们自己的特点，而这个特点就是六十年证明了我们这样的军事体制还是基本保持稳定的，它的有效性我们看见了。当然中国军事制度的改革肯定也跟我们整个的这个国家一个改革是关联在一起的。总而言之，我想跟大家谈的话题就是，中国的宪法走过了六十年，六十年有苦涩，也有我们感到自豪的，那么怎么来预测我们的这样一个宪法的发展呢？我说就两点，或者重申两点。第一，必须要有一个宪法的实施机构，专门实施宪法的机构。第二，要有一个保障我们公民权利的这样一个保障机构。而这两者的能否建成还关涉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中国适当的适时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做支撑，你这些设计都没有用，都是空谈。好，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各位。

解说：“八二宪法”的诞生是中华民族命运转折的重要标志，在三十年后的今天，如何能够真正保障宪法的实施，维护宪法的尊严？人际关系文化为何是影响中国宪法实施的因素？

王人博：“八二宪法”肯定不是中国最终宪法

王鲁湘：谢谢王人博教授精采的演讲，我们现在进入现场提问的环节，关于中国的宪法包括我们这几十年大家对一些宪法生活方面的一些经验，有问题要跟王教授交流的请举手。

现场观众：王教授，我是一名律师，“八二宪法”颁布实施三十周年，您对我们国家宪法下步的实施有何预判？

王人博：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我记得在今年宪法三十年的这样一个研讨会上我说过，我的中国梦实际上很简单，也很审慎，很谨慎的一个梦。就是说我们制定外交政策，再处理内政事务的时候能够想到宪法怎么规定的，所以说宪法它的要求逐步的来实施，你说要一步到位可能也不现实，就刚才我讲的，它可能还取决于我们政治文明的发展，或者说政治体制的改革，这很重要。当然你说没有这样一个做保证，你建立什么样的机构，也未必能发挥这个机构的应有的效应和功能。

王鲁湘：下一位。

现场观众：王教授你好，想请问王教授一个问题，就是关于1982年这部宪法，现在已经三十年了，我们感觉好像这个宪法已经很稳定了，已经这么长时间了，那么就是说我们这部宪法离像美国那种宪法，那种稳定性还有多远，我们将来还会不会再去修改宪法，而且修改之后会不会真正稳定下来？

王人博：我觉得这个问题确实提得很好，就是你看起来宪法很稳定，“八二宪法”活了三十年，这部宪法能活三十年，这个它跟它实施得不太够有很大的关系。当然我也说什么，稳定机制它可能有不同的，稳定有不同的机制，那么如果中国的宪法真正稳定，它必须要从它的实施的这样一个机制来稳定，我说的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八二宪法”肯定不是咱们中国最终的一部宪法，既然有“五四宪法”，有“七五宪法”，有“七八宪法”，有“八二宪法”，那可能就有“一三宪法”“一四宪法”呢，那么这就是要，我们希望随着我们的这样一个社会的演进，政治的改革，能够适时地带来一部给中国公民量身订做的这样一个宪法。但同时呢，它制定的目的就是为了实施的，就是为了实施，那么在这样一个宪法的框架下，我们再去寻求这样一个稳定的机制，这个机制是不一样的。

现场观众：王老师您好，刚才我听您也谈到了中国人的人际关系问题，其实日本有学者也关注到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人际关系问题，那么日本有一个学者沟口雄三在他的一本书《作为方法的中国》，他这本书中就提到，其实中国人在处理他自身的人际关系的问题是的，他就提出了中国人可以考虑关系的民主化问题，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关注过这个命题。如果您曾经关注过，请问您如何，就是您对这个中国人的人际关系的民主化是如何看的？

王人博：在咱们的中国的人际关系，实际上它是支配了我们整个的日常的存在，这是我们一个生命的根子，我们一生下来就被包围的，人际关系包围的，就说呢，你看我们中国人，他把人分成两类，这在西方绝对不是的，在熟人和生人，煮熟的，那才能打交道，生人还没煮呢。

所以说中国的这样一个社会关系就是什么呢，它的最终目的是要把生人变成熟人，它是一个变的过程。那么这个对一个工商文明的，以权利义务为轴心的这样一种规范，确实起的是负面影响。因为按照儒家的说法我们得推己及人，我要爱同学，爱我的孩子，要像跟爱生人一样，你推不出来的。而西方的权利，它是建立在一个人格的平等基础上的，而中国人从人际关系来你推不出平等的。所以我讲的，不能沟口先生可能他是怀着一个很好的理想，他认为既然中国的人际关系消除不掉，那么能不能把这样一个人际关系放在当下的这样一进程当中，使它更加民主化，透明化，那不可能的。人际关系它就是在一个江湖玩的东西，它怎么能民主化呀。所以这个东西我认为没办法民主化的，只能说消减，通过一种正常的，符合公民文化这套规则来消减它的重要性。

王鲁湘：宪法乃国家之磐石，九鼎之重器，追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六十多年我国宪法制度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宪法与国家前途，人民命运息息相关。保证宪法的实施，就是保证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只要我们切实尊重和有效地实施宪法，人民当家作主就有保证，国家事业就能顺利发展。反之如果宪法受到漠视、削弱，甚至破坏，人民权利和自由就无法保证，国家事业就会遭受挫折。这些从长期实践中得出的宝贵启示，我们必须倍加珍惜。让我们再一次感谢王人博教授今天精采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