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经济减速或使中国陷“中等收入陷阱”

那么未来我们的生产率就不会得到提高，那么因此说即使中西部地区五，保持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也不再能够用传统的，主要由政府主导投资拉动型的经济模式来发展，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想中西部地区还可以发展，但是不能用传统的发展模式，那么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同样存在犯错误的可能性，同样会遇到中等收入陷井的风险。

解说：过去我们经济高速增长是得益于人口红利和政府的直接推动，只有改变以政府主导投资拉动的经济模式提高生产率，才能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井，怎么看待经济潜在增长率，如何考虑招商引资中的生态问题，劳动密集型产业又该怎样转型。

蔡昉：自然性失业压力对经济转型有促进作用

王鲁湘：非常感谢蔡昉先生精彩的演讲，下面我们进入现场提问的环节，有关于中国经济减速的问题，包括人口红利的问题，要和蔡昉先生进行交流的请举手？

观众：蔡老师您好，现在网上讨论的比较多的，就是关于中国在百分之七到百分之八的这个增长速度是比较适合经济转型的，而这跟刚才您讨论的中国潜在GDP增长率大概在百分之七点二左右是不谋而合的，那我有个问题就是，大家知道潜在经济增长率，大概都是说能工作的人都去工作，能用的资本都去用，这种情况下就说，大家的生产要素都投入进去的话，都投入进去是不是适合经济转型？就说潜在经济增长率是不是适合一个经济转型的这样一个增长速度？这是我的问题。

蔡昉：我觉得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我们潜在增长率的含义，确实是社会资源都得到充分的就业，劳动也就业，资本也就业，土地、自然资源都得到充分就业，但是这个就业不是全部都得到利用，而是呢是在过去的基础上，比方说从劳动力来说，我们十五到五十九岁，或者十五到六十四岁的人口是一个数量，但是在这个数量之内，有相当多的人是不劳动的，不就业的，比如说你们是学生，那你们就没有就业，因此读书不会就业，那么退休以后也有相当多的人不愿意就业了，那么还有生孩子的不就业，相当家庭妇女，相当妇男的不就业，那么还有的人，他反正有收入或者有遗产可以享受，他也不就业，因此在这个基础上又会缩小成一个就业和希望就业的人群，那么这个就业和希望就业人，去比这个全部劳动年龄人口，就形成一个比值叫劳动参与率。

但是当我们讲潜在增长速度的时候，是假设劳动参与率不变，它不是百分之百，大概目前是百分之七十上下，那么当然了我们就说，如果女里地去提高劳动参与率，其实是可以提高潜在的经济增长速度的，那么其实你讲到的说，我们要不要动员大家全来参与，它对转型是不是有好处，其实我们这个地方讲的是说，充分就业是假设没有周期性的失业，但是有两种失业仍然是可以存在的，就是结构性的失业和摩擦性的失业，它们和起来叫做自然失业，结构性的失业的含义就是，你学到的东西和市场需要的技能还不匹配，因此你可能再需要受培训，你才能找到这个工作，但是工作是有的，劳动力也是有的，但是要让你的技能是市场需求匹配。

这是结构性的失业，那么还有一种摩擦性失业是说，你想找工作，老板也想找工人，但是你们俩还没见面，市场功能还不够健全，因此在你们俩终究见面之前这段时间，你处在摩擦性失业状态，那么这两种状态都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存在的，那么我们也只有有这样的状态存在，有这种失业状态，才可能鼓励人们去受更好的教育，得到更好的培训，努力地去工作，这是一个必要的压力，因此这个部分是有的，因此它对我们转型所需要的那种压力，也是有作用的。

观众：蔡老师您好，我刚才听您讲到，我们国家的中西部地区有很大的增长潜力，但是中西部地区那些落后的地区五，大部分发展的时候基本上靠的是地区的招商引资，而招商引资过程中，它考虑的基本上要么是地区GDP，要么是地方税收，或者是它解决本地的生育劳动力，但是它并没有考虑到整个区域内的生态效应，比如说我招商引进一个企业，它的污染型很强，可能考虑的这个问题考虑的比较少，所以说我们国家在将来是否会制订一些相关的政策，对于某些地区在解决当地的一些问题的时候，生态问题的时候，招商引资过程中会设置一些政策吗？

蔡昉：应该说过度的资本投入是政府主导的，那么没有管好污染是地方政府的失职，那么给予过多的优惠，都是政府急于建功立业造成的，因此转变政府的职能，重新定位政府的职能，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解决办法，那么我们可以从十八大报告里注意到，一个地方我们讲到说，我们今后是要加快经济体制的改革，但是经济体制改革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也就是说什么时候政府要干事，政府应该干什么事？那么这一点我们要重新思考，是不是我们的经济增长，GDP要由政府来主导，要由政府来推动，那么我想这种模式应该根本性地转变，那么你说到的具体的环境的问题，资源的可持续性问题，那么我们也知道很好的一个消息，就是在十八大报告里头，我们把过去所说的经济建设五，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我们把它叫做四加一。

那么这回我们就把它并列成五位一体的总布局，那么加上了生态文明建设，那么很显然把它提到了更高的地步，甚至把它写进了党章，那么我想今后会围绕着这五大建设，特别是写进的这个生态文明建设，我们会有一系列的新的政策，如何来约束地方政府，如何改变地方政府的政绩观，如何考核干部等等的，都会相应的配套，那么解决这个问题。

观众：我们知道劳动密级型产业对我国的影响比较大，现在有一些地方政府五提劳动密集型转型提得比较厉害，那么我想问蔡老师，您觉得劳动密集型产业还能存活多久？如果转型的话怎么转？转型太早或者不合适对中国的经济会产生什么样影响呢？

蔡昉：对，我觉得，其实首先是劳动密集型还是技术密集型，还是资本密集型，或是资源密集型，这个定义其实都是相对的，也就是说你今天是劳动密集型，几年以后你还可以叫劳动密集型，但是它的劳动密集程度也会发生变化，里边的人力资本的含量也会是不同的，因此说在某种程度上也很难另议特别清楚，但是总体上来说你说得对，就是我们开始丧失劳动密集型的比较优势了，但是如果我们在短的时间内，就一下子丧失了这种比较优势，很显然，我们现在人均GDP还是中等收入国家，我们不可能在技术密集型、基本密集型的产业中具有比较优势，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你可以说是，你陷入到一种比较优势真空状态，那你就比较难了，你就很难保持足够的竞争力和比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那么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叫做是一种休克疗法。

那我觉得它是不好的，那么目前看我觉得，如果我们有好的政策，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一方面可以在某些地区得到替代，比如说在沿海地区，比较发达的地区，那么更加密集，资本密集，更加技术密集，更加人力资本密集，那么这就叫我们所需要的产业升级换代，我们并不是希望永远当世界低价制造业产品的生产者，而是说我们延续得更久一些，我们准备时间就更充足一些，我们中国这么大，进入到更高的技术、更高级的产业结构总是要分阶段，要花时间的，因此我们赢得更多的时间就不会中断我们的经济增长。

王鲁湘：中国是一个劳动力非常丰富的国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资源配置效率得到了提高，劳动力所蕴藏的生产力得到了解放，从而使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一直保持高位，但是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零至十四岁人口的比重下降六点二九个百分点，十五至五十九岁人口的比重上升三点三六个百分点，六十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二点九三个百分点，六十五岁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一点九一个百分点，很多专家都对中国老龄化现象感到担忧，因为人口老龄化现象会制约我国的经济发展，对我国的各种经济增长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稳增长、调结构，中共十八大明确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进一步的改革呼之欲出，蔡昉所长在他的演讲中阐述了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问题，厘清了影响经济周期性下行与长期减速的不同因素，从供给学派的角度提出了不能用解决短期需求波动的方式，来解决长期的经济问题，强调要通过进一步改革提高经济潜在增长率，好让我们对蔡昉所长的演讲再一次地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