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经济减速或使中国陷“中等收入陷阱”

蔡昉：前面说了，潜在增长率是你的生产要素的供给，任何时候，生产要素供给总是可以挖掘潜力的，那么还有就是生产率的提高，那你如果创造更好的制度条件，能够让生产率的提高速度更快一些，劳动力的供给更充分一些，资本的积累更完善一些，我们还是可以提高潜在增长率的，那么当然我们有很多这样的机会，那么很自然大会会想到我们要通过改革来提高潜在增长率，那么过去也有很多人说，说我们不要把改革看得太过于功利，说改革是为了长期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社会安定、长治久安，创造一个良好的制度欢乐，是一个更长期的一个任务，那么因此你不要看作说，改革可以在短期之内给你提供一个立竿见影的效果，这个总体上来说这句话是对的，但是就中国的国情来说，和我们目前遇到的一些体制障碍来说，也有相当多的改革领域，可以给我们带来立竿见影，推动经济增长的效果。

比如说户籍制度改革，大家看，这是我们的城市化速度，上边这条线是我们现在官方的数据，叫做城市化率，目前是百分之五十一，它的含义是有百分之五十一的中国居民作为城市的常住人口，但是叫常住人口呢？是说你在城市居住了六个月及以上的时间，你就是城市的常住人口，那么我们也知道，农民工也有一个定义，农民工的另议是，离开他的乡镇六个月及以上，那很自然，如果他离开了，他们中的大部分都进城了，那么很自然，农民工绝大部分被统计委城市常住人口，但是他并没有得到城市的户口，下边这条线是我们户籍的城市化率，也就是说有非农业户口的人口的比重，只有百分之三十五，那中间这十六个百分点的差距，其实就是农民工。

农民工的现状是居住在城市，工作在城市，而且最近工资涨得也比较快，因此他们挣的工资也比较在趋近于城市人，但是有一个最大的不同，他没有城市户口，他就不能享受到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他们的基本的社会保险项目的覆盖率，就明显低于城市居民，同时他们不能享受低保，不能享受孩子的义务教育，孩子也不能在打工所在城市来考大学，甚至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可以享受到保障性住房的供给，那么这样的话造成了什么问题呢？两个最大的问题，我们先不说，我们一定会首先想到的是社会公正的问题，当然是不公正的了，但是最具体的问题，对经济增长最有影响的问题是两个。

第一个就是他们的劳动力供给是不完整的，不充分，不稳定的，因为城市一遇风吹草动，比如说金融危机来了，宏观经济不景气了，那第一个被下岗的就是农民工，因此他又享受不到城市的保障，他只好返乡，我们在2009年的时候，遇到了数千万农民工一下子就回家了，那么因此他们就业不稳定，他们就业不稳定收入也不稳定，同时城市产业的劳动力供给也是不稳定，那么另一个他没有社会保障，不能预期在城市长期地住下去，不能预期在城市养老的话，他们终究要回家的，因此通常他们家里可能上有老下有小，因此一般来说农民工在四十岁上下就退休了，不自愿地退休了，尽管他回到农村还要做工作，但是会从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市场上退出去了。

因此使得我们开始逐渐短缺的劳动力供给变得更加紧缺，因此这些都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同时农民工不能得到充足的社会保障，那么收入是不稳定的，因此他的消费模式也不能转变，他本来在城市住着，干着城里人一样的工作，挣着也越来越一样的工资，但是他的消费模式不能转变，他要想着未来在家里头养老怎么办？孩子上学怎么办？生病怎么办？失业怎么办？因此他们不能充分地消费，因此不能够成为像他作为劳动者那么大的贡献一样，能对经济增长做出消费需求的贡献，那么因此他们也不能提供充足的消费需求因素，那么这些都是会使得你的经济增长，是受到了影响，那么户籍制度改革可以说你既可以改变劳动力的供给，改变生产要素继续流动创造的生产率的提高，那么同时能够使农民工成为一个巨大的未来越来越大，不断增长的一个消费拉动作用，那么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户籍制度改革作为一个代表，它可以成为改革对于经济增长，可以提供一石三鸟，立竿见影的效果。

那么这就是一个我们如何挖掘，现有的人口红利的潜力的一个重要的方面，那么除此之外我们也知道，很多人口学家或者经济学家都会说，说人口红利我们看到的只是叫做第一次人口红利，第一次人口红利着眼于劳动力的数量多还是少，那么其实还有第二次人口红利，第二次人口红利，你着眼于看劳动力的素质，如何提高人力资本，因为其实我们讲人口红利的时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也是我们中国的劳动力的供给的素质是比较高的，那么比如说我们成年人的受教育程度是八年多，就是他总共的受教育年限平均是八年多，而印度只有四年多的，也就是说几乎比我们我们低了一半儿，那么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劳动力成本提高了，有些产业最初尝试着转移到印度去，转移到越南去，结果发现他们并没有赚到钱，那么因为劳动力的素质并不充足地能够满足它的需要，那么真正的人很多，但是真正能够符合它生产中所需要的这部分人，其实一招很快就没了。

因此印度也遇到了劳动力短缺，工资上涨，但不是大家工资都上涨，而只是那些符合条件的工人的工资上涨，因此有些产业最后又回来了，因此未来我们可以通过，产业从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通过户籍制度改革，通过发展教育和提高培训的力度，获得第二次人口红利，那么其中一个就是说我们中西部地区还是有巨大的发展潜力的。那么事实上在这几年我们也看到了，中西部地区的增长速度每年的增长速度是明显地已经快于了沿海地区，但是我们也知道，说我们过去的高速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有人口红利，但是政府还是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也就是说我们政府充当了一个直接的经济推动者的角色，比如说制定各种各样的产业政策不算，那么很多地方政府会替企业去谈判，会替企业老北京去“跑部钱进”。

拉资源、找项目等等，那么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在一定的阶段上它是有它的效果的，甚至有些西方市场经济的崇拜者也开始反思，说中国的政府还是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我们人口红利的消失，我们的资本报酬的开始递减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仅仅靠投入生产要素的这种方式就不再有效了，也就是说，它的经济增长就不能主要靠它了，沿海地区如此，中西部地区其实也是如此，那么未来的经济增长其实是靠什么呢？是靠生产率的进步，在经济学家来说，我们把它叫做全要素生产率，那么简单地说就是当你做一个公式，你的公式的左边是你的经济增长速度，它等于什么呢？等于后边你投入的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本、土地，当然它们投入了这边就要产生出产品来了。

但是后来经济学家发现，生产要素的投入假如是都是提高了百分之十的话，那么结果产量，生产GDP可以提高百分之十五，那基于此就有一部分产出是不知道从那来的，人们就把它叫做全要素生产率，是生产率提高的结果，是技术进步的结果，可能是改革的结果，管理水平提高的结果。一般来说我们把这个全要素生产率可以看到的是分成两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技术进步，你中国出寨经济发展的比较低的水平上，因此我们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就很大，而越是存在这样的技术差距，我们就越有后发优势，也就意味着说我们不要在所有的领域都去自己独立地去创造这些技术，而是说可以通过学习，用更低的成本获得这部分技术，因此我们的生产率是可以提高比较快的。今后中西部地区，因为它的技术差距比较大，后发优势也就比较大，因此它增长速度快一些也是对的，那么但是我们还有另一块儿生产率的因素，就是效率。就是靠淘汰落后的，留下先进的这样的一种源泉来获得生产率的提高，那么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政府不再适用，我们知道政府一个最大的问题，大家可能会说政府也会犯错误，政府里头有既得利益，还有腐败，各种各样的因素。

但是有一条，政府是不能够在一个创新的环境中承受失败的，大家都不愿意承受失败，但是我们的社会的进步，经济增长，就是靠千千万万的企业家、投资者尝试，有人成功有人失败，熊彼特把这个叫做创造性的毁灭，或者说毁灭性的创造，说有死才有生，有淘汰才有发展，但是政府是不能承受的，因为地方政府之所以愿意刺激经济增长，它是希望，当然有好的一面是说，要改善本地老百姓的生活水平，那么也有一部分是说它要政绩，因此它要政绩的情况下，它不能承受失败，但是失败总要发生是吧，政府不是超人，它也会出现做错的时候，那么失败了怎么样呢，政府就要去保护它，那么保护它不让，该死而不让它死，它对你的整个经济的健康程度就会造成极其负面的影响。